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趋势是什么

我写《极端经济》这本书的动机是寻找今天正在经历压力和紧张的人们，而这些压力和紧张可能与我们正要前往的地方——未来有关。相比过去经济学家研究的典型国家和城市，这意味着要打破常规，应用一种研究极端的想法，这种想法在400年前由威廉·哈维首次提出。对极端案例的分析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并在现代工程和物理学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戴维·柯卡尔迪随后提出了相关的思想。那么，世界上最极端的经济体如何看待2030年的压力和紧张？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准备来应对？

从我们对自己的前进方向了解很多这一事实开始，城市化就是一个例子。1950年，全世界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济上的挑战主要是对于农村地区人口而言的，随后几十年的迁徙见证了城市的扩张与农村的缩小。2007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2020—2030年，城市人口预计将增加近7.9 亿人——这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多，并将产生43个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到2050年，一个世纪前的格局将发生逆转，全世界7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地区。基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描述的三种集聚力量以及在格拉斯哥所见到的，这意味着城市生活的经济力量将会脱颖而出。持续的趋势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也指出了将要在那里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模式。

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趋势将是本书第三部分所描述的三种力量。它们是全球性的，目前正在引起极大的关注，而且这三种力量可能还会增强。到2030年，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四个国家的情况将与今天的秋田类似，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口将多于50岁以下的人口。机器人和自动化软件等技术将影响更多的工作场所，当各国政府效仿塔林所采取的措施以节省开支时，数字化将扩展至整个国家部门。圣地亚哥式的经济不平等将变得更加普遍，在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前10%的人口的收入占比将攀升至50%。对于大多数人来说，2030年将是这三类城市的混合体：一个老龄化、先进技术和经济不平等共存的城市社会。

危险的中间道路

除了有助于明确目的地，极端情况还指明了前进过程中的陷阱。受到压力和破坏的地方使经济学回归到了一种简单而原始的形式，通常能够揭示出那些反映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现代例子——自由市场的作用。2020年，关于如何管理市场的观点变得两极分化。左翼政党希望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控制公司和工程的效果，右翼人士希望给予企业家更大的自由，由于要依靠竞争来提供规则，他们认为企业家对利润的渴望将解决所面临的挑战。世界上一些最艰苦地区的生活告诉我们，这两种极端情况都应该避开。

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所示，为了保持韧性，一个社会往往会创建自己的非正规市场。尽管困难重重，贸易和交换仍然出现在了海啸肆虐后的亚齐，以及扎塔里的难民营，甚至出现在路易斯安那州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里。这一过程是有组织的——这些市场在没有国家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了繁荣发展，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着相当大的妨碍，自建的金融体系也已经成熟。在美国，监狱的地下经济使用大量的平行货币，包括鲭鱼、咖啡和最新的数字货币——“绿点卡”；在亚齐，传统的黄金文化提供了储蓄和保险；在扎塔里，商人们将奶粉变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资产，作为将现金吸引进难民营的一种方式。人们有能力创造市场，也有能力通过复杂的方式来转移价值（建立经济运行所依赖的支付系统），这是与生俱来的。工程经济压制了这一点，而且浪费了这些技能。

通过抑制自建贸易，严格控制的制度阻塞的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当你的生活处在紧要关头时，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自由贸易的价值。在我整个旅行过程中，人们讨论经济时不仅将它作为一个获得商品并能赚钱的渠道，它也是身份的一个重要来源。生产出来产品并进行买卖，这就产生了责任——保证质量，履行合同，并按时交货。如果做得好，就会获得良好的信誉，以及随之而来的尊重。市场是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分配商品的地方，也是支持个性和表达自我的场所。在国家控制很强的地方，自由贸易没有萌芽的机会，那是我所访问过的最凄凉、最绝望的地方。

问题在于丹尼尔·贾杜是对的，市场真的不在乎。正如好的市场创造价值，不好的市场会摧毁价值。通常，就像在达里恩的热带雨林中看到的那样，这个问题是一种经济的“外部性”，因为一些参与者（在那里是伐木工人）在做决定时，忽视了加在其他人身上的成本。达里恩是一个不受监管的地方，关于交易的原始愿望和能力侵蚀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长期前景。外部性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这意味着一个自由市场会产生太多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反而很少。一旦你目睹了它所造成的破坏，那种认为可以依靠无监管市场来处理公共政策问题的观点就显得幼稚，这是很危险的。

市场不会很可靠地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出现，也不会在下跌时反弹。如果曾经有两个群体可以从贸易中获益，那就是达里恩丛林中贫穷但知识渊博的游击队，以及迷失于长途跋涉中的现金充裕、惊慌失措的移民，然而并不存在设有安全通道的市场。金沙萨在殖民统治和政治领导者的领导下失败了，那里的人民陷入了一种低级腐败的困境，这种腐败阻碍了每一笔日常交易。集聚力的放大使格拉斯哥迅速崛起，但也在这座城市陷入衰退之际将其击垮。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失败的核心（外部性的破坏、理性选择所造成的弄巧成拙的影响、网络的脆弱性）是经济方面的。这些失败的地方从根本上也使市场失灵了。

2030年，繁荣的城市将会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种利用人类自然能力创造市场的模式，可以减轻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代价高昂的负面影响。我遇到的极端失败情况说明了为什么这并不简单。许多复苏的崩溃都是善意政策的结果——达里恩的柚木树补贴，将格拉斯哥的造船厂“集聚”以成为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的计划，甚至是蒙博托将金沙萨变成水力发电工业中心的计划，所有这些在理论上都是讲得通的。每一个想法都涉及国家试图以某种方式驯服或影响市场，但每一个都大错特错了。未来以及通往未来的中间道路是一条坎坷崎岖的道路，这使我们重视对经济韧性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有 GDP 的涨跌，而且包括抵御灾难性衰退的能力。

日常生活中的非正规经济

为了理解韧性，我们需要把经济生活中目前被隐藏的部分，作为统计、辩论和政策的中心部分。非正规经济规模更大、更复杂、更具有创新性，已经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理解，其作用是一个巨大的缺口。无论我到世界哪里，通过花时间与人们谈论他们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我都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系统，该系统与由统计机构追踪并由记者报道的系统同时运行。金沙萨就是官方数据如何描绘不完整图景的一个例子。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作为数百万人的家园的金沙萨却是极度贫困的。这里也是一个非正规贸易和创新（巨大的农村经济）的热闹之地，但这些数据没有显示出来，数据显示的是大多数局外人所看到的唯一图景。难民营是另外一个例子：以难民营的官方数据来衡量，扎塔里和阿兹拉克是同卵双胞胎，但它们其实有着天壤之别。

通过搜集“软信息”来追踪非正规性将改善我们对经济体的看法，并有助于理解韧性如何发挥作用。金沙萨再次成为一个杰出的例子：正如一位天主教神父告诉我的，只有通过非正规性（街头贩卖和“分手”生意），人们才能在那里生存下来。在亚齐，佩戴金手镯的传统财富制度被证明是一种潜在的保险机制。而格拉斯哥造船家庭的艰难生活通过非正规的安全网（从保全面子的典当规范到“家庭”储蓄池）得到了缓解，这些安全网很好地应对了城市生活的困难。目前，非正规性在主流经济学中没有任何地位。如果我们关心韧性，那么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一项关于财富的新研究

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如何衡量财富。经济学关注的是一个地方的“资本”，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储存的价值，可以用于村庄、城市或国家的年度产出和收入流量。关注点集中在金融资本（现金、股票和债券等资产）以及实物资本（建筑、工厂和机器）上。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金沙萨和达里恩这两个经济体的悲剧，部分原因是在于短缺。这些财富形式只是图景的一部分，只关注这些而不考虑其他的一切，则意味着我们的方法狭隘而简单，忽略了经济体繁荣和富有韧性背后所隐藏的资产。

亚齐、扎塔里和路易斯安那州是非常不同的地方。在每一个国家，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都是不足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思想、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被认为是过去30年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极端经济体增加了另外一个视角：人力资本不仅有助于经济扩张，也是防止经济灾难性衰退的一种方式。和非正规性一样，人力资本也是一个具有韧性的池子。约翰·穆勒在19世纪中期发现了这一点，亚齐人在2004年海啸后重建家园时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认真尝试去衡量人力资本，只有少数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将其视为了附带项目。

经济学最大的空白在于，它完全忽视了社会资本。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概念具有争议性。左翼人士的批评指出，一个依赖于社会资本的经济体系将大幅削减公共服务的空间。右翼人士则认为最好是自发崛起，而不是应该由政府干预或出资。其他人则认为这一概念太不精确，在任何实际的方法中都没有用处。由于很难衡量而且容易被惹恼，社会资本已经被忽视。

但是在面对极端压力和变化方面，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一种黏合剂，将社会上其他资产捆绑在一起从中吸取更多。在以信任和互惠互利为特征的地方（这里社会资本很多），我听说并见证了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了更好的利用。亚齐的共享摩托车，格拉斯哥公寓商店里用来给当地婴儿称重的秤，这些都是工具、机器或基础设施更密集、更有效使用的例子，这是因为有积极的文化在支撑着社会。正如罗伯特·帕特南的意大利之行表明的，社会资本通常支持非正规的金融安排。我在旅途中看到的非凡的韧性也证实了这一点。当地的传统和规范支撑着非正规的支付、保险、信贷和储蓄体系，这些体系皆是在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出现的。社会资本非常简单，它提高了生产力，使经济更具韧性。

这些缺失的经济学部分（收入中的非正规性，财富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能模糊且难以衡量。但是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就会错过经济中的一大部分。我们的经济图景是不完整的，这限制了我们评估在不久的将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能力。

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

大约在400年前，威廉·哈维认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能最好地了解自然。哈维的建议是针对解剖学家的，但在现代经济的背景下，它的重要性更加重大。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数百万人将走上一条我们之前从未涉足过的经济之路——进入一个充满老年人、先进的软件和机器以及不平等的巨大新型城市的世界。今天的秋田、塔林和圣地亚哥都是奇怪和极端的地方，虽然边缘城市从来不是经济讨论的主要内容，但是那些极端经济体的生活在明天将成为常态。要驾驭这一切，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人们喜欢交易并且擅长于此，但是我们创造的市场会破坏价值——前进的唯一道路是一条崭新的中间道路。失败是有可能的，即使在潜力最大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韧性。对于许多国家和人民来说，收入来自非正规的贸易。它承认一个社会的财富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上的，而位于其上的是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今天，这些收入和财富中更微妙、更人性化的方面在经济衡量或规划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的旅行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它们起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自己错过的东西：对老龄化的有力反击、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痛苦的真正根源，以及不平等正在世界上最有前途的经济体中造成隐性的缺陷（对韧性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