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涉非法业务，下架全部存款产品后 “一夜回到解放前”？

“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一番话令蚂蚁集团走向焦虑。

郭树清已经不是第一次说出同样的话了。“近期对某金融数据平台的约谈暂停上市，其实质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于事前、事中。”12月20日，郭树清委婉回应了蚂蚁集团暂停上市一事。

蚂蚁集团最新的一个爆炸新闻是，12月18日支付宝下架了全部互联网存款产品。蚂蚁集团还特别强调，这是配合监管政策的“主动下架”。

支付宝的确是所有互联网金融平台中最早下架全部存款产品的。事实上，从接入银行存款产品的数量和规模上看，京东金融才是NO.1。

前述两则新闻令外界群情激昂，更多冷静的业内人士则忧心忡忡：“当下的监管尺度会不会引发互联网金融行业这样的倒退——金融归金融，互联网归互联网，一夜回到解放前？”

支付宝存款业务“非法”

马云没有料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孩子，多年后被国家监管部门扣上了“非法金融活动”的帽子。

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12月15日的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公开表示，近两年多家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了存款产品，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的流动性特点有别于传统储蓄存款，给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带来新课题，“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此类金融业务，属‘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三天后，支付宝下架了全部存款产品。

孙天琦所说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存款产品，是因2018年京东金融率先上线，支付宝、陆金所等国内多个互联网平台争相跟进而风靡。此类存款产品的发行模式并不复杂：银行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销售存款产品，平台提供存款产品的信息展示和购买接口。

“目前，国内主要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均在互联网存款有所涉及。”北京中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监章竞向《企业观察报》表示，不完全统计，京东金融合作银行共70余家，其中有18家银行已上线在售产品，在售银行存款产品70余款；支付宝合作银行12家，其中有4家银行已上线在售产品，在售银行存款产品6款；度小满金融合作银行共40余家，其中有14家银行已上线在售产品，在售银行存款产品40余款。

支付宝已与超过300家基金、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全面接入存款、养老险、银行理财等全资管品类。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APP购买各大银行的存款产品，部分产品一年期收益高达4.5%左右。

支付宝是第一个下架存款产品的互联网平台。“根据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存款行业的规范要求，目前蚂蚁主动下架平台上所有的互联网存款产品，只对已购买产品的用户可见，持有产品的用户不受影响。蚂蚁会认真落实监管相关规范和要求，用科技手段更好地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蚂蚁集团方面称。

孙天琦也不止一次对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的问题吹风。今年11月17日，他曾撰文《线上平台存款——数字金融和金融监管的一个产品案例》，列出了互联网存款产品的数宗罪：

互联网存款产品在营销宣传时有意突出存款保险保障的“零风险”导向，歪曲利率溢价机制；

互联网存款产品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变相抬高存款利率，扰乱存款利率市场机制；

部分银行通过缩短付息周期或发放加息券、现金奖励等方式变相提高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利率，直接突破利率自律定价机制上限；

高风险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饮鸩止渴，流动性隐患突出；

互联网平台存款的跨地域属性增加了风险的外溢性，加大了处置难度；

地方性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全国吸储，偏离了立足于当地、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

支付宝下架全部存款产品后，阿里巴巴股价又下跌了2%。

在12月15日孙天琦讲话的同一个论坛上，话风与马云完全不同的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台上的这番话，被外界视为“蚂蚁集团在努力成为一名监管者眼中的‘好孩子’。”

“最近，蚂蚁集团全体正在认真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议和中央一系列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发展的政策精神，对照监管部门的要求，照镜子、找不足、做体检，积极配合监管，进一步落实监管要求。社会上近期对蚂蚁的建议、期待包括各种批评很多，这些都是蚂蚁宝贵的财富，我们用心聆听，认真进行全面的自审。”井贤栋说。

这是蚂蚁集团被监管层暂缓上市后，公司高管的首次公开露面发言。

蚂蚁动了谁的蛋糕

互联网分析师迮钧权对《企业观察报》说，在监管者眼中，“无序扩张”是支付宝的一种原罪，而在互联网存款产品上，支付宝还想去抢大银行的地盘，这直接导致了监管之剑落在其头上。

当然，在自由市场上，这几乎是所有互联网平台的“通病”。

“互联网平台为客户购买存款产品提供了购买接口，强势平台更深一步介入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管理，限制客户在银行（含大型银行）渠道（如网银、手机银行等）对账户和产品进行查询、交易，只允许在平台操作，平台已成为银行网点服务的线上延伸，这类平台没有相关业务的金融牌照，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实质是‘无照驾驶’开展金融业务，属非法金融活动。”这是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线上平台存款——数字金融和金融监管的一个产品案例》一文中的原话。

按孙天琦之文索骥，可以看到支付宝在存款产品上接入的国有大行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全国股份制银行有浦发银行、兴业银行。

近两年来，多家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了存款产品，加大揽存力度，拓宽获客渠道，很多消费者也非常便利地享受到了存款服务。此类产品收益高、门槛低，已成为部分中小银行吸收存款、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主要手段——监管层并不否认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的功劳。

有不愿具名的某大型银行人士向《企业观察报》表示，包括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大型银行，尤其是民营银行，都存在同样的短板诉求：线下网点受限于“一行一点”的限制，民营银行相对于传统国有银行在吸收储蓄存款方面劣势较为明显。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平台聚集了大量的理财用户，通过这类平台出售相关存款产品渠道成本低、效率高，业务扩张速度远超过传统银行网点渠道，越来越得到经营机制比较灵活的民营银行的青睐。

各大银行拥抱互联网平台契合的主旋律是：国家提倡数字金融大发展。

“问题在于，这种互联网平台与各银行合作销售存款产品的模式中，债权债务关系还是储户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但是银行需向平台支付导流费。一般银行根据平台日均存款余额的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三向平台支付手续费，按月或按季进行结算。”该人士说。

就是说，在这种合作模式中，互联网平台只获取劳务报酬，而无需承担任何风险。支付宝也不例外。

短短一两年时间内，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合作发起的靠档计息存款和结构性存款两类产品已爆发到上万亿规模，这引起了监管层的重视。

“这两类产品有高息揽储的嫌疑，规模扩大后将可能拉高整个银行负债端的利率成本。”北京懒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劲松认为，“把银行自身债务转让的实质行为掩盖在存款的外衣之下，这样监管就无法有效和实时监管银行存款的活期和定期的实际规模。如果储户的债权（定期存款和收益）不能及时转让，银行就有流动性风险。如果银行不垫付，储户无法提现，就可能会在银行网点发生群体事件。”

而一旦爆发这样的风险，按照之前的合作规则，银行独自承担风险，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则可以全身而退。

在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下架存款产品之前，监管层已叫停了银行此类存款产品的销售。最新消息是，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2月14日同步发布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提前支取可靠档计息的个人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产品，计息方式由靠档计息调整为按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

有学者指出：支付宝下架所有存款产品，与一个月前监管层决定暂缓蚂蚁集团上市的原因如出一辙：

如果担任银行的“服务顾问”，帮助银行发放70亿贷款，那么蚂蚁集团自己必须至少发放30亿贷款匹配，这样形成100亿的联贷。这70亿的银行贷款由银行承担最终风险，这30亿的贷款是蚂蚁自己的贷款，由蚂蚁承担最终风险。这和之前的比例就很不一样了，之前助贷18696亿，自营贷款只有431亿，前者是后者的43倍，现在只能是2.3倍。

“实质上就是，监管层现在要求蚂蚁集团、支付宝必须与国家共同承担风险。”

一夜回到解放前？

国内金融科技行业监管规则大幅调整，有互联网理财平台高管战战兢兢道：“如果存款这样了，估计贷款也快了。可能到明年，互联网存款和贷款都会被严重受限。说不定最后又回到了金融归金融，互联网归互联网。一夜回到解放前。”

下架了全部存款产品的支付宝，还在等待监管部门的政策窗口指导。

可以肯定的是，蚂蚁集团在2021年重启上市计划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

投行人士指出，根据监管新规，蚂蚁集团需要为其两个小额贷款平台——花呗和借呗向银保监会申请新牌照，银保监会将限制在全国范围内运营的小额贷款平台数量，不大可能会批准向蚂蚁集团发放两个牌照；鉴于蚂蚁集团的业务横跨了两个以上的金融领域，蚂蚁集团还需要另外向央行申请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需要做调整的工作太多了，一些规则还没有制定出来。”有蚂蚁集团管理层人士近期向《企业观察报》表示。

赵劲松认为，互联网存款产品从短期看，支付宝可以用同样安全的收益率和流动性相当的券商收益权凭证等产品替代。从中长期看，平台根据自身的战略和条件，一种方式是自持金融牌照，纳入金融监管并继续服务自己的客户；另一种方式是专注做金融科技，成为金融机构客户导流的技术提供商。

银行也在为监管政策的变化而发愁：“监管的出发点可能是通过降低存款成本，来下调银行负债端的压力，进而支持实体经济，让资金流向‘最后一公里’。但部分中小银行面临压力，中小行普遍揽储能力拼不过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现在负债端更将承压。”

对于互联网存款产品存在的争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近期多次发声：互联网平台存款是伴随互联网金融、平台经济发展出现的银行开展负债业务的新东西。对于这类传统金融的新业务模式要深入研究，需要明确该业务准入条件、风险管理等要求，根据监管评级、经营情况、资本金及风险管理能力等设定业务门槛及业务规模上限，尤其需要明确哪类银行不能做该类业务。

孙天琦给出七条具体监管建议：

一是明确银行准入资质和标准；

二是研究出台针对高风险银行吸收存款行为的有关法律法规；

三是针对新业务模式的新特征，完善审慎监管指标和有关规则；

四是严格规范互联网、APP等数字平台涉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各类行为；

五是完善存款保险偿付规则，避免金融机构滥用存款保险法定偿付标准、搞资金价格竞争；

六是严禁平台对存款“集中比价——竞价”；

七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准入门槛，促进有效竞争和稳健的金融创新。

“未来大的方向应是规范而不是喊停。”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指出，互联网平台揽储，既是顺应当前疫情后线上化的时代大潮流，也是中小银行补充存款的一种有效渠道，且目前并未出现实质性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列举了此前如何调整具体管理办法，令蚂蚁金服贷款公司在重庆市恢复运转，从而充实了重庆地区资本金。“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有些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出了岔子，也不要用一刀切的方式去处理，不要‘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也泼掉’。”黄奇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