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企业发展要紧抓新阶段三个基础性变化

新阶段，搞企业改革、企业发展，要紧紧抓住新阶段三个基础性变化。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以“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为主题的“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上表示。

李稻葵提到，新阶段有很多重要的战略部署，包括构建新格局。在林林总总的新政策背后，到底是哪些基础性的要素和因素发生了变化？哪些是导致政策和提法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为此，李稻葵总结以下三个基础性变化：    

第一，国际格局变了。过去70年美国人领导着全球化新格局。过去40年我们很大程度依靠的是国际经济大循环，而这些格局在变。变化的浅层次现象是外需不足了；深层次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这个重新认识一定是非常复杂的，带来很多矛盾的过程，表现在关税要加，技术要设壁垒，能“卡脖子”先卡着，企业走出去投资一定要限制。这个变化在疫情之后会加速，希望这个速度快一点，经过五到十年的变化，让西方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和接受中国的发展，让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更加有利。但是这个过程一定很曲折。

第二，产业结构变了。这一轮的变化不仅是科技的变化，还有资本，“科技+资本”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的产业，像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等等。比如蔚来汽车，刚生产一年多，产量不到十万辆，只有两个车型，市值已经达到680亿美元，超过了有着80年历史、产量约一千万辆的通用汽车。接下来还有小鹏汽车、理想汽车。理想汽车仅有一个车型，今年的产量不到1万辆，市值也达到三百多亿美元，超过福特。

“这里面有泡沫，但是必须承认今天的资本推动新技术蓬勃发展，势不可当。”李稻葵表示，科技正在改变世界，“科技+资本”的趋势以前没有过，今年纳斯达克涨价40%，道琼斯涨了6%，这就是“科技+资本”。

第三，治国理念正在变化。五中全会有一个新提法叫做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句话值得企业家朋友琢磨。共同富裕怎么实现呢？国外的经验，瑞典、北欧、法国，一定程度上是高税，法国的总税收占GDP51%，瑞典、北欧平均税率50%，这些国家心安理得。

“我跟一个瑞典朋友交流，他说在瑞典如果有一个政治家竞选时说要上台减税，大家一定把他选下来，认为你要减税也一定要减福利，所以北欧的政治均衡是高税高福利。”但李稻葵表示，“我估计中国恐怕不会走这条道路，不然效率会降低。”因为我们的共同富裕靠是国有资产。国有经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是干什么的呢？如果拼效率不一定拼得过民营经济，拼创新、拼宏观调控不一定比民营经济的决策好，但国有资本如果搞得好可以给国家缴税，这样老百姓就可以少纳税。

搞企业改革的政府领导该做什么思考呢？对于国企，李稻葵认为尤其要关注两件事。

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做根本调整。改革开放40年来，就是在不断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的方式是直接把政府工作人员安排在董事会，这个做法是有历史经验的，但这样做的效率不一定最高，因为政府的逻辑跟市场的逻辑、企业的逻辑不一样。政府直接派领导管企业决策，这相当于把政府的思路和企业的思路捆在一块，不一定最优，可能需要调整。

第二，国有资产一定要经营好。目前，国有资产的量基本上是GDP的两倍。如果国有经济做好了，包括入股非控股民营企业的股份，每年能够给国家提供按照资产算4%的回报，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占GDP8%的税，这是多大的一笔经济效率提高的红利。国有经济一定要做活，国有经济既包括控制的国有资产，更包括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入股的其他形式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