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途径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部署。而且，这将是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胜利收官、“十四五”即将开局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什么考虑？为何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如何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国有企业如何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起带头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世界背景与现实意义
从时间轴上考察，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根本原因是从新冠疫情以来，世界局势发生巨大转变，中央相继提出新型消费与新型基建的思路、产业链供应链的思路、“六保”的思路，最终把双循环作为一个重大发展战略提了出来。
最早提出双循环发展是在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表述，意味着中国将对发展战略进行重大的调整和转变。
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最后一句话是“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点明了双循环的目标。
7月2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作了进一步强调。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时，把两会时提出是“逐步形成”改为“加快形成”，表明其紧迫性。
显然，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一遇之大疫情，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 。最主要的是从外部环境变化。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 当然，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深层原因是我们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立足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党中央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战略之举，其具有重大意义：
顺应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态势的战略安排。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呈明显下行趋势，2020年全球经济有可能萎缩3%。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变局，一是“逆全球化”思潮迭起，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二是疫情造成国际贸易投资骤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物流、资金、服务和人员往来受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明显放缓。三是经济处于下行区间，全球性经济衰退阴云笼罩。如此情势之下，我们唯有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的基本路径。
依从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世界各国都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一国很难生产出满足本国居民需求的全部产品，而一国生产的产品也不可能与本国民众的需要完全匹配，产业链全球配置是市场资源配置的自然选择过程，是全球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另一方面，从国内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的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促进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效率相平衡的必要之举。首先，我国握有内需主动权。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和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巨大投资需求，有发展内循环的基础。其次，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是消费，消费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压舱石。再次，一国经济只有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才能尽可能地提升效率。我国立足国内大循环谋篇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利于推动推动国内国际两大循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有利于分散风险，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促进消费，强化需求端发展，撬动经济增长。 从内部运行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两个循环”有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和供应链结构，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要素市场化改革提振产能活力，但短期内其对经济的带动更多体现为促进居民消费意愿、推进有效投资、减税降费释放企业活力等偏需求端的政策。经估算，乐观预期下“两个循环”能撬动3.7%左右的经济增长。
双循环的规律
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次理论创新 。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其历史任务。
“先内后外、内外并举”的理论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揭示的“国内市场效应”原理表明，在一个存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这就意味着，国内大市场循环可以支撑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在功能上实现互补，而国内市场需求较小的小国经济则不具备这种优势。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大国均具有一个共性特征，即通过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向国际市场扩张，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内后外、内外并举”的大国发展路径。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改进。出口导向战略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该战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是依赖于一些内外部条件的，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出口导向战略的负面影响也就凸显出来，尤其是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所产生的割裂效应。我国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过去的发展格局下却呈现长期分离趋势。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过去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注重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长期忽视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培育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国经济优势的发挥。因此，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要任务就是转变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国内市场效应作为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连接“桥梁”。
发展经济学理论难点的突破。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只介绍了经济从启动到起飞的几个阶段，但整个分析也只是纵向结构，即一个经济体自身的发展历程，而忽略了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后，整个外部环境变化的问题。当全球经济思潮从自由主义进入重商主义、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时候，发展经济学需要进一步突破的理论难点。 可以预见，在内循环化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滞涨，譬如进口替代品价格大涨，出口品价格大跌、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这些新难点需要突破，并在理论上回答。
市场资源配置理论的重要推进。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是辩证统一关系，说的是市场的循环统一。我们将日益强大的国内市场视作一种战略资源，作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气和依托。同时，通过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内外市场发展和规则相融，也是进一步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扩宽我国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空间。
国有经济的任务
要加快形成什么样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笔者认为，有五大任务：
从总体上中国要继续坚持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辩证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新格局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某方面说，“国内大循环”的意义更多在于“防风险”和“补短板”，重点保障极端情况之下的国内生产链和供应链稳定运行，并非完全摒弃国际分工，更不意味着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向，后续仍需国内国际双循环以保障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既需要拓宽外贸“朋友圈”，也要推动产业升级以保障“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在短期内，要通过更快的复工达产 ，去竭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松动、分离的严峻形势，未来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撕裂或脱钩的风险。 新格局有利于缓解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冲击。境外疫情持续蔓延，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这种外部环境恐怕短期内很难改变，且会持续抑制市场需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不等不靠，尽快扩大内需以保住复工复产的好势头，避免经济复苏的战线拉得太长。
在中期上，纠偏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失衡的现状，构建独立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未来的发展进程不能仅仅依靠、依赖和利用国际市场，需要更加注重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
从长期看，则应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形成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发展格局。新格局有利于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推动供给需求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均衡，又为国内循环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积极扩大进口、稳定出口。通过营造以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要想办法参与和带动国际经济循环，把国内国际循环统筹起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从最终目标看，要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实施双循环战略的目标，也是双循环的逻辑终点问题。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我国参与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优势与关键支撑。 我们越早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越是更快地推动中外经济循环的规模发展，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我们就越能处于更有利的战略位置。因此，我们需要和现实抢时间。
国有企业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情况比预料的要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化危为机，补短板、强弱项，不仅为经济持续回升奠定了基础，更助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让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国有企业怎样选择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着力点，在于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施补链、扩链、强链，为全球提供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美欧日等经济体都通过降息和“印钞”增强流动性，但客观造成了全球流动性泛滥。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全球产业资本必加速流入中国，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就此，国有企业一是要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二是要围绕全球产业链协同，在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四大经济圈，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三是要加快建设以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四是尽全力维护全球供应链和物流链稳定。
二是核心产业要加快技术攻关，积极填补国际产业链高端空白。 当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因疫情大规模隔离和封闭导致经济陷入衰退，总需求和总供给“双降”，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供给会出现空缺。我国国有企业要尽可能快地走出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一是扩大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在补齐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促增长；三是不能大水漫灌，加快形成关键产业链领域的集群优势、规模优势和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关键技术被卡脖子风险的能力；四是加快国际产业链高端的科技攻关和产品研发，形成诸多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化产品，填补因经济停滞而出现的国际产业链高端空白。
三是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中国“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在国内价值链中，地理临近效应（既包括地理空间邻近）使得本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联系更为紧密，进而更容易获取领先用户、细分市场等需求信息。这样一来，一部分国有企业就可以通过掌握领先用户获得先行者优势，实现从供应商角色到发包商角色的转换，以及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转型，同时也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抓住细分市场的商业机会迅速填补市场缝隙，并在这些细分市场上精益求精，最终成为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企业。
四是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纵向分工或将趋于缩短，进而导致跨国技术溢出减缓、贸易一体化规模收缩。在这种内向化的演变趋势下，产业集群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联系有望得到改善。实际上，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演化的结果，应当发挥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与500强大企业优势，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若干产业集群与国家创新体系形成对接，使之成为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五是积极发展新型消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在我国消费市场呈现长期稳定增长特征和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态势下，一方面稳固好传统消费，另一方面鼓励发展以网络购物和网上服务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国有企业要积极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模式，促进传统销售和服务由线下试水线上，进而实现转型升级；要加快拓展时尚消费、定制消费、信息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增加健康、养老、医疗、文化、教育以及安全等领域消费的有效供给，激发全社会消费活力。通过深入挖掘消费新动能，以夯实内需基础。
六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程度松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在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的区域化集聚趋势中，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布局这种“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譬如，在当前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可以把抗击疫情与新基建相结合，为沿线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在网络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等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
七是以国企改革为动力，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激发内部动力，让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在外部环境处于被动局势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内部大市场的潜力，发挥国内各项资源要素的积极性，这才是构建并保证双循环体系顺利运营的充分条件。既然对外开放受到了阻力，那么对内改革应该更加深化，更加坚决。按照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落实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实现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