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冲突给企业家带来的挑战
编者按：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支配人类历史和现实的有三种逻辑：第一种是市场的逻辑；第二种是强盗的逻辑；第三种是信仰的逻辑。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强盗逻辑主导的，只有到近代才走向市场逻辑。这种转变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带来的好处有关。
贸易带来了和平，企业家的利益超越国界。但在现实中，企业家是有祖国的，不论他们的商业利益如何超越国界，也不论他们在血缘上、文化上、法律上属于哪个国家，甚至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同所属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和政策，他们总会被身份化为某个特定国家的企业家。
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价值观的冲突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挑战，就像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的严重的价值观冲突。
贸易为何带来和平
支配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就是三种逻辑：第一种是市场的逻辑；第二种是强盗的逻辑；第三种是信仰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通过利人而利己，相互合作，创造财富。
强盗的逻辑是通过损人而利己，相互伤害，掠夺财富。
这两种逻辑背后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市场逻辑背后是正和博弈的思维，相信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合作，可以实现双赢，双方都可以生活得更好。强盗逻辑背后是零和博弈的思维，甚至负和博弈思维，相信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你过得好，一定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反过来，我要过得好，一定得伤害你。
信仰的逻辑是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唯一正确的，试图在思想上征服他人，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灾难是信仰导致的。（这里讲的“信仰”是广义的，包括宗教信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下面，我用 “价值观”一词概括之。）
信仰的逻辑究竟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毁灭财富？依赖于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你相信市场的逻辑，那人类就变得更和平；如果你相信强盗的逻辑，世界就变得更为冲突。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强盗逻辑主导的，只有到近代才走向市场逻辑。这种转变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带来的好处有关。
亚当·斯密为市场的逻辑提供了道德基础。他证明，在自由交易中，利己必须先利人，任何人不可能通过损人而利己。市场的逻辑不仅可以改变人们实现财欲的方式，而且使得人们可以用财欲替代权欲，从而用合作替代征服。当人们可以通过交换而获得财富时（市场的逻辑），就没有必要用武力掠夺财富（强盗的逻辑）。
贸易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变得更为相互依赖，也更可能和平相处。“贸易和平论”比较早的提出者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个国家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国家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互相需要。”
在贸易关系中，卖方不希望与买方所在的国家打仗，买方也不希望与卖方所在的国家打仗。所以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说：当商品不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会越过国界；当商品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不会越过国界。商品和军队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除了“贸易和平论”，也有启蒙思想家提出“民主和平论”。康德就认为，战争的收益归统治者，而战争的成本由普通老百姓承担，所以只有统治者有兴趣打仗。民主有助于世界和平，因为民主政府为发动战争而筹集经费、招募士兵等行为会受到选民的约束，所以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过去二三十年，一些学者对贸易、民主与战争的关系做了计量研究。2001年，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塞特和约翰·奥尼尔出版了一本书，分析了1816年-2001年间2300次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他们得到如下三个结论：
（1）民主国家更少介入战争。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不是民主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权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
（2）贸易因素加进来后，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使用武力。
（3）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之间才有效，而贸易和平即使在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国家时仍然有效。这意味着贸易对和平的贡献比民主更大。
企业家的利益超越国界
企业家是做什么的？企业家是做贸易的。企业家是市场逻辑的践行者。企业家不仅想赚钱，也想征服世界，但他们不是用暴力征服，而是用更好的服务，更廉价、更高质量的产品征服消费者。征服消费者就是让消费者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用暴力让消费者感到恐惧。这是商业帝国与传统帝国的不同。
马克思就曾讲过，资本家没有祖国。哪里能赚钱，哪里就是他们的家。换言之，企业家的利益是超越国界、超越宗教、超越民族的。
当然，马克思也讲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但这句话的真实性没有被证实。
我们知道，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对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查，每次审查之前，许多美国大企业为中国游说，而美国的工会组织总是持反对态度。
当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商人群体往往都是一种和平与缓冲的力量。
比如，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但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资银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类似地，1989年夏天，香港一些居民挤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给中国银行，保证中国银行不被挤兑垮。
当然，现实中的企业家是有祖国的。不论他们的商业利益如何超越国界，也不论他们在血缘上、文化上、法律上属于哪个国家，甚至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同所属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和政策，他们总会被身份化为某个特定国家的企业家，而非一般的企业家。
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价值观不同，特别是处于敌对状态时，企业家可能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即便他们只做“在商言商”的事情。如果大部分人相信强盗逻辑，市场逻辑就很难成功。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影响企业家的选择。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强盗逻辑。
此外，大部分企业家也是有信仰的。不同的企业家有不一样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和国家信仰发生冲突，你的行为就有可能会改变。
价值观的冲突可能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对此，企业家往往无能为力。
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冲突
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价值观的冲突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源自政府，也可能是来自民间。这几年一些韩国企业、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以及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的麻烦，都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有关。这一点尤其值得当今的企业家重视。
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价值观冲突。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头30年，这种冲突没有给中国企业家带来多大的困惑。为什么？因为美国政界、学界、企业界都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定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向美国靠拢，所以他们把给中国提供技术、在中国投资和为中国培养人才当作改变中国的手段，乐此不疲。
但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现在双方已经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会向另一方靠拢。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中国也不可能改变美国。
更为麻烦的是，过去只是中国担心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现在由于中国变得强大起来，美国似乎更担心中国和平演变美国。因此，未来几十年，价值观的冲突将成为两国冲突的主要来源，也是两国企业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企业家未来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挑战要比原来大得多得多。特别是由于整个产业链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时候你做任何生意都像是在布满地雷的地上行走，什么时候踩到雷你不知道，稍不注意就粉身碎骨。
或者说像宵禁的夜晚出门，经常会被问到“口令”，不知道口令或者说错口令就会受到惩罚。也很像单位里两个一把手矛盾很大，你跟谁？跟了这个，那个不高兴；跟了那个，这个不高兴；两个都不跟，两个都不高兴，你就无所适从。
这是美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下一步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后会有更多的物资、技术、客户受到管制。过去能买到的东西以后不一定能买到，过去能做的生意今后不一定能做。实体名单会越来越多，进出国门将越来越难。你能卖给谁、不能卖给谁，不再是你的产品质量和客户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
过去美国制裁华为、中兴，是借口他们跟伊朗做生意。未来惩罚某个企业，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把产品卖给了中国某个地区。美国企业也有可能为此受到惩罚。同样，中国企业也可能因为把产品卖给美国企业而遭到惩罚。
即使政府不惩罚，受民族主义支配的普通大众也会惩罚。企业家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未来在中国企业家中造成的挑战会很大。企业家可能会因为无意间说了一句政治上的“错话”，或者商业广告中写错了一个字，全民共讨之，生产的产品受到抵制。
有人会说，中美关系依赖度这么高，不可能走向冷战。我不这样看，因为冷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这些联系。
企业家只能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