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通识课：掌握经济分析的简单逻辑》后记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帮助你研判宏观大势，辨识经济周期，从而发现机遇、避免损失，培养对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见力。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当前的热点问题，同时也要牢记长远趋势，以及判断哪些突发事件将改变长远趋势。

毫无疑问，当下最重要的热点问题关乎疫情的前景。我觉得现在经济学家发声还为时过早：我们完全不清楚疫情从医学上来讲到底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和缓解。经济学家应该在复工的效率数据出来之后再做评价。这次疫情，可以说是人类的灾难，尤其是对那些不幸被击中的家庭而言。但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来讲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这几乎是一组完美的试验，使我们得以检测各个国家在面临同样的外部冲击时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与措施，并观察到底哪一种能够产生更加理想的结果。此外，这次疫情也会推动大量的科技创新，政府监管机构也会更加配合，提高批复效率，比如在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甚至在其他领域创新落地也会加速，诸如无人驾驶、无人快递、无人送餐、机器人搬运、机器人酒店以及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通过这些来感受现场球赛，感受朋友聚会等）。从我们教育界来看，疫情大幅加速了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的步伐。将来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我们会发现，这一疫情危机激发了人类极大的创造力。

疫情的出现让所有金融和决策机构过去所做的预测成为一张废纸。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我们毫无疑问要对预测做出大幅调整，宏观政策也需出台应对措施。美联储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它通过两次快速降息将政策利率降到零的边缘，同时推出无限量的量化宽松，用于购买国债、市政债、企业债，甚至垃圾债券，可以说是放手一搏！这些行动最主要的作用是缓解资金市场的恐慌。我们观察到穆迪利差指数（美国投资级企业债与10年期美国国债的利差）从4.3%迅速降到3.3%，资金市场渐趋镇定。尽管目前债券市场利差比去年同期高出一个百分点，但比起2008年的6%而言还是要低很多。可以认为，美联储从2008年的危机处理当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事实上，全球各国面对疫情均采取了某种程度上的货币宽松与财政刺激的纾困政策。

疫情的发展还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金融乱象，石油期货价格居然出现负值，而且一度为负的每桶40美元！这又如何解释呢？

首先，不要相信阴谋论。网络媒体里充斥的阴谋论会让大家觉得这又是美国金融大鳄刻意算计全世界，尤其是算计中国的一幕。实际上，美国也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在这一轮油价暴跌之中输得倾家荡产，美国页岩油企业同样受到重创，股价普遍暴跌60%，可以说美国得不到任何好处。还有阴谋论将沙特阿拉伯王子描写得深谋远虑，称其先行做空美股然后挑起石油价格争端，多管齐下，一战成名。难道沙特阿拉伯不担心会遭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体报复？

真相其实很简单，油价暴跌起始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石油价格摩擦，但后期的波动更多是因为大家对疫情的发展无法做出清晰的判断。那些认为疫情会逐渐平稳下来的投资者认为前段时间的油价暴跌过了头，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达成巨幅减产的情况下，于是买入石油期货。他们的对手方当然是看空者，而看空者认为疫情拐点远未到来。油价自然随着疫情的起伏而波动。当然，石油期货出现负值也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于2020年4月15日完成测试成功修改计算机系统允许负值出现也属实。如果不允许出现负值，或许5月期货根本没有任何买家愿意接盘。投资者将无法脱手，如果一时间找不到真正的石油用户和买家，那就只有租用管道或仓储来接货。试想：那些拥有管道和仓储的企业，面临如此巨大的结算需求，将租用价格提高十倍乃至百倍都是有可能的。到了这个地步，那些买入石油期货的投资者只有任人宰割了。这背后是否存在精明投机者做空石油，同时抢先控制了石油接收管道和仓储资源，我不敢绝对否认这一可能，我只敢说这背后不存在国家势力和国家行为（否则我们只能用“利令智昏”来形容这一行为）。这些行为均为市场操纵。如属于个人行为，个人负有刑事责任。如属于机构行为，机构将被严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市值为660亿美元，犯不着冒着被严惩的风险和某一方合作去算计另一方（又一阴谋论版本）。

总之，油价波动仍会持续，但这无关阴谋。阴谋论当然不是我们国产的，美国也有阴谋论。大家如果读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那简直将咱们中国人的智商夸上了天，恨不得说咱们用几千年的智慧早就将美国算死了。而不少中国人却正好相反，认为美国人，尤其是总统特朗普高瞻远瞩，早就将我们算计了，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等。这些在我看来都很可笑，都是因为双方民众互不了解所造成的错觉。尽管我痛恨阴谋论，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专业人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且阴谋论也有它的建设性和可以被政府利用的一面。政府的国际事务决策机构中有鹰派、鸽派和中间派。这几大派别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这些不同派别的共存可以极大地提高大国博弈当中对手方的决策难度，同时也提高本国决策灵活度和双方最终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率。

疫情会否导致中美科技脱钩呢？中美脱钩并非新的议题，是“逆全球化”思维的一个环节。就这一议题，2019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先生有一篇细致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制造”+“中国市场”造就中国难以复制的综合比较优势，美国高科技公司如想和中国脱钩，不是那么容易。即便是在美国政府推出种种有利的税收政策之后，制造业回流美国的速度并未如期加速。我同意这一判断，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虽然美国工人希望制造业回流，但资本是逐利的，而且在西方它是主导政府决策的，资本之所以不断来到中国，看上的还是中国多方面的优势：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包括数字新基建）、政府扶持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另外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美国政府已经是寅吃卯粮，债务占GDP 的比重超过100%，它虽然能够付得起美国企业的搬迁费用，但是没有能力长期资助下去。所以，除非疫情进一步恶化从而大幅提高贸易成本、彻底改写贸易格局，否则，中美科技脱钩论雷声大、雨点小。我认为，全球化的道路虽然不平坦，但将在更为包容的前提下强势归来。尽管如此，从中国本身而言，我们应当加强高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提高自身的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