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安波：完善企业政策体系，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需要扎实的微观基础，需要有一大批质量效益型的优秀企业引领。企业自身的努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过去的研究表明，高质量政策供给也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特别是在中国，政企共同努力，是我国企业快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我首先介绍一下中国企业体系的基本情况。我国目前有大概1.4亿户市场主体，这其中有9600万户是个体工商户，4400万家中小企业，是我们企业金字塔体系的最稳固、最牢靠的基础。居于金字塔尖的有20余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97家央企、1000余家大型地方国有企业、4400余家上市公司。刚才许金华会长介绍了2021年中国大陆（含香港）135家企业上榜世界500强，这135家企业基本上处于金字塔体系的前三个层次里面。从中带来几点感受：

一是大企业顶天立地的格局开始出现。我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经两年居榜首，中国今年上榜企业比去年增加了11家。同时1.4亿户市场主体中，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已经成为气候。

二是在这一批企业里面出现了一批世界隐型冠军，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也仅次于美国，这是充满希望的一批企业。

三是新型企业形态不断出现，中国企业家是敢于和勇于尝试各种新鲜事物的，像虚拟企业、众筹企业不断在出现。

四是全球性的明星企业开始出现，例如民营企业华为，国有企业振华重工等出类拔萃，是具有市场话语权的企业。

关于企业发展演变及趋势。就企业自身而言，由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这几年世界政经格局的急剧变化，企业也出现了新的甚至是趋势性的变化。在过去资本社会化、组织形式股份化、市场国际化（全球化）、管理(人员专业化)老四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新三化——知识资本化、资本分散化、风险分散化。生产分工化基础上出现创新协同化、生产网络化、产品定制化、平台生态化、产业融合化，尤其是大融合的趋势非常明显，不仅仅是大型企业在开展产融结合，也不仅仅是制造业服务化，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延伸，从制造向服务延伸，还不仅仅是科技与艺术相结合，文化与产业相结合，产品与人性的结合。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带来的连接一切，融合所有的变化，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大连接。线上线下，虚拟和现实，打破和重构我们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模式。不仅仅是在快速影响经济基础，而且还影响着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

“互联网+”给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带来机遇与挑战，包括指数型经济，由于现在云、大、物、智技术的发展促进信息开始对称化、平台企业崛起去中介化等等，互联网带来了企业组织管理新模式，也就是说平台组织、轻资产化众包组织模式，还有像海尔推行的小型阿米巴组织等等。组织结构上企业由全功能企业变革为专业化企业，趋向精干和虚拟。企业管理从过去着重内部管理转向内外部并重，发展战略方面由依靠内部能力变革为内外部能力战略性协同等比较多的变化。比如智能互联时代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与传统的模式是完全不同，在竞争层面也是由过去企业之间竞争开始转向供应链的竞合，平台的竞争，产业生态圈的竞争等。经营理念上，十几年前甚至更早，比较多的理念是客户是上帝，现在逐渐转向客户是伙伴。

关于企业政策适应性调整和再平衡。在掌握企业的基本情况、发展动态的基础上，企业政策可以适时进行一些适应性调整，优化再平衡，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大型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竞相发展的良好企业格局。

一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过去的发展阶段为了抢抓机遇等原因，我们相对忽略话语权争夺和道德感建立，在全球整个经济体系中往往汗流浃背，但是还经常被别人指手画脚，或者是被别人批评为“血汗工厂”等，置于被动地位。现阶段我们需要鼓励企业树立竞合理念，增强制定规则的信心，政企要共同努力，发挥优势，提升政经文化，并驾齐驱进行全球布局的战略性思维，希望能够尽快改变受制于人，仰人鼻息的不利被动局面。我国企业不仅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望路，不仅要脚踏实地，同时也要做仰望星空的战略性思考。在规模优势和制造能力的基础上去竞逐全球产业格局的主导地位。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和巩固，但是真正要成为经济强国，需要经济发展另外一翼——服务业的起飞，包括强大的金融业，这是经济的血液，高效的物流业，这是经济运转的基础，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繁盛的文化业，我们国资、国企在这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对内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对外增加亲和力、减少摩擦力等等。总而言之，我们要更加重视软实力，占据道德制高点，去进驻话语权领域，这在企业方面也涉及到很多主观性方面，比如像超验性体验、审美、情感的商业化利用及品牌、品位的引导和确立等。

关于借鉴“竞争中性”，促进公平竞争、公正监管。如何把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放在突出位置，比如借鉴竞争中性有益的内容，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落实公平性竞争的审查制度，等等，比较理想的是政策竞争中性，政府公正监管，企业公平竞争，希望完善建立竞争法体系，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负面清单制度，以及合适区域竞争中性的政策试点，等等，这些政策工具箱，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格局的形成。

关于金融企业。金融企业是高居在企业金字塔体系之上，我国金融企业要在赋能实体经济、支持双创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普惠金融，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二是利用好国开行独创的开发性金融，针对两翼一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持续性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发挥其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逆周期的调节作用和引领导向作用。金融科技发挥一定的重要作用，来消除目前金融体系还存在的一定结构性的失衡，供给与需求之间匹配失衡，配置结构、期限结构、主体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的失衡，另外进一步消除金融抑制，这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我国的企业基础。现在我国构建了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基础、“新老36条”“国9条”和“新28条”等为骨干、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配套文件为支撑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我们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以及政府管理体系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主要还是坚持好“两个毫不动摇”，落实好“三公一平一同”，来构建国民共进、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对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小企业经过四十年政策推动，从过去不被承认到承认，从市场经济补充到有力的组成部分，到现在成为经济基础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及资源配置方面我们进一步呼吁抑制所有制歧视和弱化规模化导向。另外就是保持相关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支持企业更好开展长远规划和长期经营。我们重点工作之一是基于法治来完善产权保护，建立涉企政策专家咨询机制与企业参与机制。另外加强涉企政策合法性审查，希望来坚定企业家可持续、长远发展的信心，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提升企业的根植性。另外是相关部委继续完善和实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行动，比如说清欠、减负、减税降费、数字化赋能、国际化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等，这在纾困惠企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于外资企业。我们完成了对外引资，从过去注重规模到提升质量的转变。2010年开始，我们已经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制。去年三资企业法，统一为《外商投资法》，统一了内外资法律体系，外资企业逐渐从超国民待遇转向国民待遇，下一步是重点促进外资企业与我国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融合。比如说政府采购体系的开放，创新体系对外资企业的接纳等，可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关于企业政策适应性调整和再平衡。过去我们是比较重视抓大放小，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最近几年我们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如果支持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可能能够使我们企业政策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扶优扶强，重点支持供应链链主企业，既有利于大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大量配套的中小企业发展。这涉及到以下几方面：

一个是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创造政策条件。一方面是国企改革要从产权着手，另外一方面是从人性出发，能把这两点结合比较好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提出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对这个理解，它不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还要深化。这是一个分类分层改革的思路，该积极的要积极，像商业二类子企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子企业等；该稳妥的要稳妥，这涉及到公益类企业，还有商业一类企业，以及央企集团层面等，必须要稳妥；已经混改的企业要深化，要以混促改，调整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结构，提升国有股权性价比，关注一些股权结构的关键节点。

另外就是推动混合制企业深度转换经营机制，探索差异化监管。总而言之，要从产权制度入手，提升产权的开放性、兼容性、适应性，把混改作为符合条件国企的基因改造工程，我们在企业DNA层面进行编辑，进行增强，从根上来改变过去传统国企的所谓终极所有者、非自然人的天然缺陷，实现混改企业机制向市场化方向不可逆的转变。

要释放人的积极性，从人性出发。关注四个层面，一是缓解委托人道德风险，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提供积极股东；二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重点是对改革和创新行为提供制度性激励和法律化保护，对创新成果要提供法律或者制度化保护；三是完善市场化机制，完善对企业家的激励，特别是国有企业家的激励体系必须是三位一体，兼顾利益、荣誉和晋升，政策制定方面要增加企业家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深化经理层市场化选聘和任期制、契约化管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既是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的一招，也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实现控制权激励的有效途径。要按照公平效率兼顾，风险收益对称，激励约束结合，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和思路进行；四是在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审慎地实施骨干员工持股，实现风险和利益绑定。

关于完善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生产生产力的生产力。由于政企共同努力，我们取得非常好的成效。但下一步，在促进政策竞争中性、政府公正监管、企业公平竞争这个方面，简政放权、审慎监管方面还是有比较多的工作要做，要促进“放管服平衡”问题，现在准入这块比较好，但是在准营和退出两个环节还要进一步努力。

最后一个是关于竞争政策、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的兼容、协调与融合。要适应我们的经济政策体系从过去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向强化竞争性政策基础性地位的转型。产业政策要简化与转型，从选择性向功能性，从倾斜性向竞争性，从纵向向横向，从刚性向柔性，从聚焦国内向适应对接国际规则的转型。我们的产业政策要适应发展阶段进行精简。现在关注到，西方已经开始放弃过去对产业政策的看法，它们也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拥抱产业政策，比如日本主要是强调围绕技术创新的国家赋权，国家要成为创新的主导者。美国沙利文提出，美国需要新的经济哲学，过去美国认为产业政策是可耻的，在今天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政策，他们也开始学习中国的一些做法。总之，要基于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有限的原则，促进竞争政策、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的兼容协调与融合，促进优秀的中国企业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

（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项安波在《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团体标准发布会暨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