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经济复苏的挑战与应对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第二季度,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复工复产进展顺利,国内经济延续回暖态势。展望下半年,考虑到危机之下逆周期政策显著加大,1万亿元特别国债与3.75万亿元专项债直达地方,将有助于提振“两新一重”投资回升,并纾困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对下半年中国反弹给予支持。
然而,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是否稳固?在我们看来,未来需要重点关注与应对如下四大挑战。
着力增强消费反弹的持续性
2020年,疫情之下,国内消费受到明显冲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疫情最严重的1~2月份一度下滑至-20.5%。伴随着第二季度疫情防控得到阶段性好转,国内生产恢复,消费重启。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2.8%,较上期大幅回升4个百分点。其中,线上消费是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带动消费的重要增长极。1~5月份实物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11.5%,占社会零售产品总额比重24.3%,较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进一步,从京东消费大数据来看,受益于疫情常态化下的国内商品供应链的持续修复,居民消费意愿有所提升,加之多地消费券与电商平台结合,电商企业共同让利支持“6·18”网上促销节,6月京东线上消费呈现明显反弹。
在我们看来,消费回暖意义显著。一方面,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的最大引擎,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另一方面,当前海外疫情蔓延,中国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与疫情相关的商品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出口明显回落,外需疲软前景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然而,尽管近两个月中国消费已经出现反弹态势,但结合京东线上消费数据可以发现,当前消费反弹仍存在一些“不平衡”特征,低线级城市、部分中西部省份以及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更为明显,当前消费恢复相对迟缓。下一步,通过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同时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现金券、消费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延续难能可贵的消费回升势头的关键。
积极缓解小微企业的运营压力
民营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最重要渠道。近年来,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我们结合2308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盈利水平显著恶化。以今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来计算,样本企业报告期内总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约为-8.6%,而过去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8%;盈利水平的恶化程度则更为明显,第一季度全部样本企业总和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28.7%。分行业看,休闲服务、交通运输、纺织服装、汽车等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
与此同时,盈利下滑也暴露了部分企业的偿债风险。第一季度伴随样本企业的盈利下滑,上市民营中小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从2018年的5.18倍和2019年的5.11倍,骤降至当前的2.88倍,企业的潜在违约风险明显抬升。其中,处于亏损状态导致利息保障倍数为负值的样本企业占比超过40%,利息保障倍数低于1倍的超过半数。分行业来看,休闲服务行业利息保障倍数为-1.63,超过77%的样本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部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极大;建筑装饰、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分别为0.66倍、1.69倍和2.19倍。
因此,在当前稳就业成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背景下,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同时,更加注重货币、监管、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前瞻性地做好银行资本、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加大财政对于企业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
更加重视产业链断裂和转移风险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进入“下半场”,但海外疫情仍处于持续扩散蔓延的态势,对我国产业链供需两端的冲击需高度关注。根据我们对8000余种海关进出口商品品类数据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下的制造业31个行业逐一匹配发现,涉及国内各个产业中,电子信息产业的进、出口的敞口非常高;纺织服装鞋类制造业、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出口敞口较高,易受外需下降冲击;油气、黑色、有色、木材家具等的进口敞口较高,对国外上游产品的依赖较强;同时,一些高技术产品(如光刻机)则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
除此以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疫情冲击下,产业链外迁风险加大。不可否认,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呼声异常强烈,特别是对芯片等高技术产品,美国一方面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一方面呼吁台积电在美建厂。而此前,特朗普甚至曾表示要为从中国迁回美国企业给予报销,涉及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等费用由美国政府买单。实际上,中美经贸协议的签署似乎并未延缓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决心。
可以看到,在中美经贸摩擦、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产业链外迁速度加快。其中,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相当一部分已向东盟诸国转移,中国出口全球占比从2015年的最高值13.6%,回落至2019年的13.1%;同期东盟出口的占比从7%升至7.5%,上升份额基本等同于中国下降的份额。而近年来,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近邻墨西哥也挤占了中国更多高附加值商品的对美出口份额。
因此,对待外需、外迁冲击下的产业链转移风险需要保持警惕。当然,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全球范围内仍独具吸引力,这其实为避免大规模产业外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应对产业链外迁的现实风险,需要持续加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外资限制,更需要采取竞争中立原则,减少民营企业准入限制。此外,增加政策透明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大金融开放确有必要,这将有助于吸引投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稳妥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疫情加剧了本已处于“非常态”下的中美矛盾,亦打破了年初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定达成而创造的良好谈判氛围。
实际上,对待中美关系,我们一直认为,双方博弈是个长期过程,分歧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层次的体现,涉及经贸、技术、金融、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大国博弈。相对而言,在经贸领域,中美争端源于价值链分工不同,尚有回旋余地。但一旦上升至其他摩擦,情况将更为复杂。近来美方在香港特别关税、中概股问责以及鼓励产业链回流等方面频频发力,意味着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将迎来新的格局。
从长期来看,从适应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揭示出来的、本就存在的国际矛盾,以及中美关系新格局来看,中国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一方面注重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坚定地推动改革开放,以不变应万变。特别是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均等化、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等,以改革开放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
(作者系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