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飞机设计大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顾诵芬纪事

国产歼-8II战斗机曾是中国一代人所追捧的对象，代表了那一时代中国战斗机工业最高水准。它修长挺拔的机身、棱角分明的线形和在当时的中国战斗机中颇为罕见的两侧进气设计，都令人耳目一新。

它与歼-8、歼教-1、初教-6……这些明星飞机背后都一个共同的名字“顾诵芬”。

11月3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顾诵芬是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国歼击机从无到有的历史，牵引并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极大地支撑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型号研制。

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歼-8Ⅱ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奠定了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引领者。他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大飞机专项、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等多项发展建议，从航空武器装备体系发展层面提出了新一代战斗机、直升机等多项武器装备发展建议，从前瞻性颠覆性技术方面提出了军事人工智能等一些技术群的发展建议，围绕航空强国战略等提出多项发展建议，均已被采纳并付诸实践。

为国励志献航空

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书香门第，祖父顾元昌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然而，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中国国土上狂轰滥炸。当时顾诵芬就暗下决心，“如果没有飞机，我们国家将来还是要受人欺负，我长大要设计飞机，保卫祖国”。

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1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21岁的顾诵芬毕业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推动了飞机的跨代发展。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他在大学学的是螺旋桨飞机，现在需要设计喷气式飞机，而且要改变机头进气的传统设计，采取两侧进气，提升性能，这在国内没有先例。

当时，听说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的国外文献，他便从沈阳来到北京，借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潜心研究，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随后，顾诵芬又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初教-6飞行品质出色，为我军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

他一刻不停，转身又投入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研究。当时国内一无超音速风洞，二无工程适用的数值计算能力。他依靠扎实的理论功底，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歼-8飞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在研制中，他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

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他还主持攻克了跨音速抖振、方向舵嗡鸣等技术难题，圆满完成了歼-8飞机研制任务，结束了我国歼击机完全依赖引进的历史。1985年，歼-8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军方评价，歼8-Ⅱ飞机是当时“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成为当时空海军的核心装备。2000年，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顾诵芬多次领衔组织本领域或跨领域专家，开展国家高层次咨询研究项目，进行多项重大战略谋划，这些谋划建议为我国航空装备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

大飞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顾诵芬先后担任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大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2003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建议》。他基于对军用、民用航空技术相通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军民统筹、大客大运并举”的大飞机发展思路，并得到采纳。2007年，国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2016年，运-20列装部队。2017年，C919成功首飞。

为梦读书重传承

书香门第的熏陶，养成了顾诵芬爱读书的好习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以外，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就连睡觉前洗脚的时候都要读书。

顾诵芬在担任总师后，很快掌握了总体、重量、外形、结构、强度、飞控、航电、环控、武器、电源电气、仪表等各个专业的技术，并且对这些技术深入研究。他为了缩小航空技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注重学习外语，在口语、笔译等方面在全行业内都是首屈一指的，航空工业出国考察交流必有他同行。工作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又自学了俄语，亲自翻译和校对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为了拓展知识，他还自学了日语和德语。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道：“由于他博学强记，一些期刊都存记在他脑海里。他的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真不亚于计算机。使我感动的是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找到他，他都能立即给出NASA或AGARD报告号，一查果真是你要参考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我们航空科研工作都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则赞叹：“大家都称他为‘活图书馆’。他所以有这个本领，一是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一遍全记住了。”

1965年毕业的清华大学高材生孙卿说：“我到了所里，第一次听顾总讲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我当时就感到惊讶，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像他这样的，我只是在大学里见到一次，就是听钱学森先生讲课。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所见到的工程技术人员中，不论名气有多大，从没有第二人。”

年逾九旬的他直到现在，在北苑陈旧的办公室也仍像一座“书的森林”，而他总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都能记得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环境里，他敏锐地关注着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的动态，思考着未来的发展。

顾诵芬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带领的团队走出了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他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他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明说：“在跟踪国际航空科技发展、重视掌握国外技术资料方面，从顾总这里我悟出，做一个总设计师，必须掌握国外航空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这才能满足国防安全和军方的需要。”

顾诵芬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首先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建议熟读并牢记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努力钻研《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是钱学森同志推荐给科研人员的。同时，要向榜样学习，要学习凯利·约翰逊、费多索夫院士以及徐舜寿、管德院士等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断创新的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孙聪至今还记得当年听到顾诵芬在北航的一次演讲，给他非常大的触动。学生们投身航空事业的激情高涨。他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投身航空，成为了一名航空人。他最常翻看的就是《顾诵芬自传》。

为公忘我见真情

顾诵芬在航空事业耕耘70载，由于国防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

功成不必在我。他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有多少型号饱含他的心血？有多少专家从他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无法统计。经常会听到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们说：“有顾总在场，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有人评价说，顾诵芬是心怀国之大者，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当年，大学毕业，顾诵芬本要留在大学任教，但国家要求交大当年航空系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三天内到北京报到。很快，顾诵芬别离上海的家人，到北京报到，又转到沈阳工作。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刺痛了母亲。唯一的儿子远行，令母亲夜不成寐，思念成疾，患上了抑郁之症，直至1967年去世。这成了顾诵芬一生永远的痛。讲起这段往事，他的唇抖着，他的目光满含愧疚与哀伤。但我们都知道，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的选择也不会变。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歼-8飞机飞行中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对症下药。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这对年近半百，又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因为姐夫黄志千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试飞员鹿鸣东得知实情，感动地对顾诵芬说：“生死观的问题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只要能排除抖振，你们就不要考虑我，怎么飞我都干。”顾诵芬决心已下，瞒着爱人，登上了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

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凭着他们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他和鹿鸣东也就此成为了无比亲密的战友。

杨凤田院士在《我心目中的顾诵芬》中写道，有一次顾总因为连日辛劳，不慎摔伤，伤势很重，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7个多小时，睁开眼睛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去不了，你一个人去，到北京找老管（管德院士）。”说完又昏了过去。他一贯把事业和工作放在第一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航空人。

顾诵芬从不渲染自己如何伟大和高尚，即便是在《顾诵芬自传》里也基本都在写他的同事，写他那一代航空人，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了“航空报国”的精神。

他总是惋惜歼-9总师王南寿一生为国奉献，却没有收获应有的荣誉；他总是挂怀他在担任所长时，大年初二病逝在办公楼旁的孙新国的孩子是否得到妥善照顾；他脑子最好，却总是忘记别的同事因为生活困难找他借过钱；他总是关心哪位老同事生病了，不顾自己身体行动不便也要前去看望；最难忘90岁高龄的他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悼念，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在他的心里有国家、有航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艰苦，哪位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过，不愿多提。

提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子过得很苦，他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问到他自己受的苦时，却是云淡风轻。他说:“这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这些话不是喊口号，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内心最真的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用过去投身航空几十年的时光告诉我们，航空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1986年，顾诵芬离开了他工作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未来发展、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他始终关注着型号研制任务，在C919、歼-10、运-20、教-9等多个型号研制中担任技术顾问、专家组负责人或成员，为解决设计与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叶正大一起积极推动我国水上飞机等的研发，为我国水上飞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是我国歼-15舰载机和教-9舰载教练机的重要倡导者、推动者和指导者。

从大飞机专项设立，到四代机技术预研，再到最新的前沿科技的探索，他始终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前行的方向，一直还承担着繁忙的课题研究任务。他简陋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业内外院士、专家的身影。顾诵芬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简洁明快地对问题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访者：“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他敢于直言，即便面临来自学术权威、高层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心无旁骛，专精于自己的学术领域，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

顾诵芬因患癌症，经过两次手术后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仍然坚持要求上班。平时10分钟的路程，他现在要花三倍的时间，但他仍能准时坐在那一把硬凳子上，埋头书海，笔耕不辍。他说：“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顾诵芬参加工作之时，恰逢新中国航空工业创立。他是我国航空工业近70年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如今，虽已鲐背之年，仍奋战在航空科技战线。他践行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践行了“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志向。他担当航空强国使命，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