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温升1.5℃ 甲烷减排在行动 ——专访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澳大利亚的山火烧掉了千万公顷的森林，紧随其后的洪水又肆虐大地，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切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不再是遥远的未来，已经近在眼前。中国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倡导者，共谋全球的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和措施，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方案和力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推动国内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巴黎协定》承诺的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甚至实现到2050年的碳中和，我们任重而道远。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中，还有哪些拦路虎有待解决？本刊特邀请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进行解惑。

1.5℃温升控制目标

问：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什么阶段？

何建坤：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到全面落实和实施《巴黎协定》的阶段。尽管当前国际谈判进展并不顺利，但是各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求已经越来越紧迫。随着气候变化以及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来得更快，影响的范围更大，影响的程度也越来越强烈。过去很多百年一遇或者几十年一遇的自然灾害事件，在今后的时间里或许会变成一种常态。所以，气候变化给地球的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关注也逐渐成为全球的共识。

特别是IPCC发布了1.5℃温升特别报告，更加广泛且深化地把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我们人类的应对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1.5℃的温升控制目标比2℃的目标会极大减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但是他所带来的减排成本也会增加3～4倍。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统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避免地球的风险。实现1.5℃的温升控制目标，那么减排的进程就会更为紧迫，到2050年，全球需要实现所有温室气体的近零排放，也就是要实现碳的中和。

问：要实现1.5℃的温升控制目标，除了要做好二氧化碳减排，还需要加强哪方面的努力？

何建坤：全球范围之内越来越强化1.5℃减排目标。去年9月份，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秘书长就极力推动1.5℃的减排目标，包括英国、欧盟一些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都提出了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欧洲议会也提出了欧盟的绿色新政，到2050年要把欧洲变成第一个碳中和的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下而上的强化减排目标行动越来越强烈。

甲烷的排放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想到2050年实现1.5℃的温升控制目标，那就要求实现全球碳的中和，碳的中和不仅仅包含二氧化碳，也包含非能源消费、非二氧化碳的所有温室气体。

甲烷是二氧化碳之外最主要的温室气体，而且它是一个短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对近期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有的评估认为甲烷对于我们近期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要达到1/3。要实现全球1.5℃的温升控制目标，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大幅度地削减甲烷的排放。

50%的甲烷减排成本为零

问：对于加强甲烷减排，国际上有哪些行动？

何建坤：在联合国发布1.5℃温升特别报告之后，有很多国家开始制定和强化他们的甲烷减排行动。北美国家承诺到2025年石油天然气行业甲烷排放量比2012年减少40%～45%。油气气候变化联盟由国际上著名的几家油气公司组成，他们也在制定石油天然气开采上游的甲烷泄漏的标准，将泄漏率不高于0.2%作为努力目标。

甲烷的减排特别是油气行业甲烷的减排，由于其排放比较集中且容易采取减排措施，所以减排效果比较好，在初期的减排成本非常低。又因为油气行业甲烷减排具有附带的甲烷回收经济效益，根据报告估计50%的甲烷减排成本几乎是0，或者说是有另外的经济效益。我们中国也要逐渐重视甲烷的减排工作。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中国也将集中对甲烷开展甲烷减排行动，开始制定指导性的政策和甲烷排放标准。推进甲烷减排，是顺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也是油气企业增效行之有效的措施。

问：在推进甲烷减排进程中，还存在哪些阻碍？

何建坤：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自身利益优先的立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也有所显现或者强化。所以，去年年底在西班牙气候大会上，COP25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自身利益优先的立场在一些发达国家倾向比较明显，只注重自身利益诉求，对其他各方的利益诉求不能很好地协调。彼此之间无法达成一个共识以及相互之间的理解甚至妥协，这将使得气候变化谈判

的进展受到一些影响。

中国也要发挥大国的作用，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我们在国际上积极发挥引领性作用、发挥我们大国推进作用的同时，我们在国内也必须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加强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低碳发展两步走

问：在您看来，我国应如何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

何建坤：我们现在在国内要做好这三件事。第一，要在正在制定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当中使得节能和减排二氧化碳的力度不放松。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积极紧迫且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同时也要开始制定控制和减缓非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甲烷的减排措施。

第二，我们国内要落实到2030年自主贡献（NDC）的目标。联合国要求2020年各国提交落实和通报实现NDC目标的情况，所以我们也要制定到2020年落实NDC目标的规划和行动的方案。

第三，我们必须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长期战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要求在2020年各国提交各自的2050年低排放发展战略，我们一方面要在国际社会展现我们到2050年的低排放发展战略和情景，另一方面也要和国内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总体的目标相契合，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在某一方面的战略。

问：对中国而言，制定长期低碳发展战略要注意什么？

何建坤：各个研究机构在政府的指导下，都在开展紧迫的研究。对于我们中国来讲，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制定长期的低排放发展战略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同时实现到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目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现和控制温升2℃目标相契合的低碳排放发展的路径。

所以，我们未来随着综合国力不断的增强，也需要承担越来越多和我们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国际责任。

所以，我们在考虑长期低碳发展战略的时候，在两个阶段分别要有不同的目标和政策。到2030 年，国内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阶段，在国际上我们NDC目标的承诺期限是到2030年，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任务是要控制能源消费中的二氧化碳排放，这要求我国到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到2050年，我们要把现代化国家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2℃温升控制目标相契合，这需要我们逐渐从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扩展到对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

减排任重而道远

问：我国2℃温升控制目标甚至1.5℃温升控制目标是否可以如期实现？

何建坤：从现在研究来看，到2030年左右，我们是可以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有些研究显示我们到2025年就有可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到达平台期。能够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也就意味着到2050年我们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经过努力也是有可能达到的。

根据工业部门、交通部门、建筑部门、电力部门等各个部门的分析，要努力实现2℃的目标，我们把碳排放比峰值年份下降70%～80%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要实现1.5℃温升控制目标，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我们还有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主要困难在于减排成本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呈现非线性的上升。

问：我国应如何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

何建坤：想要实现所有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和碳中和，非二氧化碳的减排至关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如甲烷的减排，反刍动物肠道发酵产生的甲烷很难减下去，稻田发酵产生的甲烷也很难减到 0。因此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的减排，如果只是将其减排到70%、80% 容易实现，但是减排到50%、60% 以后其成本就会非线性上升，排放全部减到0极为困难，或者说从现在来看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

在非二氧化碳不能完全减排、能源系统变革比较快的情况下，未来非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比会越来越高。而且非二氧化碳的减排不能实现的话，就必须发展非负排放的技术，比如说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BECCS）技术，这种技术和在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储存技术、林业的碳汇来中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因此非二氧化碳的减排也必须尽早纳入到我们未来低碳发展的长期战略当中，发展如甲烷、氧化亚氮这种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技术，寻求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再加上非二氧化碳去除技术，两者之间进行耦合，才有可能实现1.5℃温升控制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任重而道远，推进甲烷的减排是国家实现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