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以基核行业投融资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点强调融资的重要性。基本架构很简单，我们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要义在于用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这个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最大的成就在于通过对于关键结点的行业投资，去完成一个工业化的进程。
这是根据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绘制出来的生产网络。这些点都是一些行业，我们看到1987年-2017年的数据，中国生产网络密度越来越大，不同的点、行业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密，这表明我们通过市场为基础的交易活动、生产活动，把整个中国经济变成一个力度很大、连接很紧密的生产网络。这里面形成了很多结点行业，或者核心领域、核心行业。这些行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40年很重要的资产，是1.5亿经济微观单元。这些单元根据它们对财富的追求、对利润的追求，通过市场活动，把整个中国经济形成一个网络。密度越大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这里面的核心行业，就是我们说的结点行业。结点行业投融资产业政策本身产生一个倍数效应，来带动上下游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我们讨论中国经济过去40年时一个很重要的底层逻辑。
我们经过40年发展，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这种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降下来，新发展阶段靠什么支撑相对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核心领域、核心行业、再工业化、新基建、大国工业、碳中和，更彻底更高水平的发展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空间，背后隐含一个投融资的概念。未来一段时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需要大量的投融资。投融资本身需要遵循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底层逻辑，需要集中在一些可能成为未来基础的核心领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碳中和、5G、6G的重要性体现出来。
中国经济或者全世界的文明形态正在发生变化。衡量文明形态一般根据能源、根据人和人之间的出行沟通，或者交互的方式来区分。工业文明时代是以化石能源、无线电，包括现在的互联网作为最重要的特征来划分。现在用非化石能源、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同时人和人之间的交互方式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管讲元宇宙也好，还是星辰大海也好，人和人对自身的认识，这些都在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投融资在新形态中是不是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应仔细思考什么是未来的基础核心行业。举两个例子，我们一直认为碳中和是经济学问题、管理学问题。碳排放通过交易的方式、行政的方式、碳税的方式进行有效配置，这本身是个经济学的问题。评估一下，2050年全世界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零，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估测需要130万亿美元的投资。中国现在占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30%左右，假定这个投资等比例分配给中国，基本上到2050年的30年的时间，大概需要投资255万亿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基本上意味着每一年可能需要8万亿左右的投资，占GDP百分之七八。很显然这会对中国经济未来产业结构、生产网络、结点行业、基础行业、核心行业带来巨大变化。如何激发基层的活力，这是未来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重点是5G、6G。结合国家对5G未来10年的布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估测，在整个2021—2030年的10年时间，5G行业导入带来的附加值大概是30万亿元左右。如果力度更大一点，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空间将会更大一些。而且这个分析本身，某种程度上可以按照5G技术的渗透度以及产业在中国经济生产网络的结点位置划出24个象限。针对不同的象限，可以有差别推进巨大的产业导入策略。
第一象限是把商业模式、技术模式尽量向规模化推广。这样一方面能对经济总体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会推动5G本身技术走向成熟。
碳中和和5G这两个例子，主要是强调在未来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回归到过去成功的经济底层逻辑。对这些基核行业大量的投资，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经济结点行业做出来，同时围绕这些基核行业出现的大量市场微观主体，形成一个非常活跃的生态系统，推动中国经济更好发展。
最后讲一个简单的想法，进行大量的投融资，需要有资金来源，特别是这种基核领域的投资需要资金来源。整个宏观政策里面，出发点还是基于把GDP作为一个政策锚定目标。讲到宏观杠杆率的时候，分母是GDP。讲投资率的时候，分母也是GDP。但是事实上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实力远远不是GDP。国家信用、国家动用资源的能力、国家建设的能力、国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一年的GDP国民产出的流量所能覆盖的范围。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整体价值概念，企业本身类似市值，GDP类似企业的现金流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我们投资锚定的是现金流，还是企业整体的价值、微量的成长机会？我们借鉴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比喻，来重新思考国家投融资，会带来一个不同的视角。按照这个视角会不会有这样的结论，我们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在某些时间点、在某些场景下趋向于保守，因为是狭义的对价值的衡量，现金流或者GDP。这一点很难验证。
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金融危机经常讲明斯基的观点，任何危机都是信贷泡沫出现和泡沫破灭带来的。这个逻辑里面有一个小问题，所有这些实证研究里面在研究信贷泡沫或者泡沫破灭的时候，分母都是GDP，把过去三年平均的信贷规模、增长速度除以GDP。如果讲到一个国家整体价值远远高于GDP，是不是有一个更大规模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提升空间和实施空间。我们可以思考，不一定按照教条的教科书的衡量方式来定义一个政策空间量度。一个国家如果整体价值远远高于GDP，美国、中国是这种情况，这些国家的政策空间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即使有比较高的杠杆率、比较激进的财政政策，事实上也不会爆发金融危机。这种效果在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企业投资效率比较高的国家，效果尤其明显。
最后是我的一些政策建议。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对大量的基核行业进行投资的时候，能不能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顺势在货币政策方面，稳中甚至稍微进取一些。而未来讲到整个宏观政策的目标，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GDP增长速度，而是包含国家长期价值、长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以这作为一个思考未来出发点，我这里列了一些中长期需要投融资的基核领域，或者基核行业，包括双碳目标，包括中小微企业、1.5亿市场终端主体，包括共同富裕，包括新基建，包括地空的通信网络，包括生育福利、基础研发、美丽乡村、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公共服务体系的投资，这些实实在在是中国未来国家的整体价值、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础。我们可不可以在政策方面往这边倾斜，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最重要手段，辅之以顶层设计对基核行业、核心行业的认知。这样一种方式，本身很可能就是未来一个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之间更加高水平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