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应该为经济转型 升级赋予强大动能

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工作作出新的部署，要求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强化土地、用能、环评等保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一周之内，中央财经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两大重磅会议先后提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后续的投资定下了基调。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也在官网发文表示，坚持精准有效投资导向，坚决不搞“大水漫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不是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更不是通过实施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计划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有序实施一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投资项目。可以“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

过去几十年，凡是经济遇到“头痛脑热”，多数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增加基建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来渡过难关。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我国正是靠着巨量的基建投资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016年，也是凭借农村旧房改造政策，带动了我国城镇化下的大发展。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压力，中央此时释放出基建投资将扛起扩内需、促循环、稳增长的重责同样在预期之中。

不过，这一轮基建投资需要认真分析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发展阶段。

过去40年，我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快速推进，大规模的常规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时的发展阶段是相匹配的。然而，202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经突破50%，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了64.7%，标志着我国实际上已经逐步进入后工业化和后城镇化阶段。

事实上，这几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已呈现趋稳态势。从2018年的63万亿逐步过渡到50万亿的规模（2019年55万亿，2020年51万亿，2021年54万亿）。我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的里程已经是全球第一，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总体增长空间有限。

因此，本轮适度超前的“大基建”项目应该紧扣两个关键词。

首先是“需求”。所谓“需求”就是项目有必要再上马，有效益再建设。过去部分省市建成项目收益不及预期的并非个案。有的高速公路上车流稀少，有些机场建成后日航班也就十几架次，这些投资显然不是真实需求的反应，到头来只会沦为政绩工程，成为地方债务陷阱。

本着围绕“需求”的原则，当前政府应该在区域协同的节点、重大民生项目、城市更新项目等方面重点发力建设。如广西、湖北二季度的重大项目基本都涉及新能源、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和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带有强烈的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色彩。

另一个关键词是“前瞻”，即多搞能够带动起全社会发展的基建投资。最直接的案例便是上个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在全美推动的“信息高速公路”基建政策。该政策的成功不仅令美国经济摆脱了冷战时期的阴霾，使美联邦政府财政扭亏为盈，还催生了英特尔、摩托罗拉等一大批家喻户晓的互联网、通信业巨头，带领全世界正式迈入“信息时代”。

未来，智能道路、智能电网、智能公交的正常运行离不开5G、超级计算机、大数据存储中心的先期建设。“新基建”项目应该瞄准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趋势，因地制宜，适当提速。

另外，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最迫切的难题还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所以，基建投资也要明确照顾到各产业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节点。围绕强链补链，突破“卡脖子”技术，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也是解除我国发展“桎梏”最有效的手段。

总之，新一轮基建行动既应该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全国一刀切，又应该瞄准未来趋势，适度超前。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赋予强大的动能，应该是新基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