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益理念 用社会与经济双重价值重新定义商业成功
现代企业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企业的组织形态不断演进。到19世纪后期，在技术革新和制度革新的双重推动下，企业的规模快速扩大，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一大批企业帝国。
企业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从未如此之强——一家企业的兴起可以造就一座城市的发展，一个地区的繁华；一家企业的撤退可以导致一座城市的破产、一个地区的没落。
正因为企业对社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对企业社会角色的思考事实上贯穿现代企业发展的历史。19世纪现代企业崛起的同时，也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慈善家和慈善哲学。从马歇尔、庇古等人对经济外部性的思考，到“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与发展，都是这样思考的结果。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都不陌生，但可能有很多人都简单地将这个概念等同于“做公益”“做慈善”。
在新书《未来好企业》中，作者朱睿、李梦军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本身就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在企业的实际运作中，往往把履行社会责任当作企业的一项额外活动。虽然企业将社会责任列为一个议题，但由于组织固有的商业利益优先的原则以及组织内部的组织形态，所以很难将社会责任真正融入企业的运营和管理中，最终社会责任部门在组织内部被边缘化。”
我们不能否认，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企业都是迫于外部政策制度以及社会的压力，被动地回应着社会责任问题，而真正把社会责任作为战略、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去实践的企业并不多见。
也因此，很多人都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持怀疑态度，认为企业是“说一套，做一套”，认为那些活动只是为了改变企业形象的作秀，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责任行为。
但笔者认为，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让企业看到了践行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自身和社会创造的共益价值；它也一定扭转了许多人对企业实践社会责任动机的固有负面印象。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专家李文认为，与以往大灾大难中企业捐钱捐物的惯常做法不同的是，这次企业的救助行动表现出一些新特点：更富有社会责任感，更具有理性、专业性和建设性，行动更加高效、灵活而有序，在资源调配和能力配给上更显优势。企业在实践社会责任、支援抗击疫情方面凸显了三股力量——道义的力量、专业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
我们看到医疗用品制造商春节不停工，加班加点生产抗疫医疗物资，配合政府统一分配；我们看到牵头实施武汉第一座应急医院火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建三局，在接到任务的当天，就协调组织900余名员工和260多套机械设备进场，以闪电速度在短短十天内建成医院；我们看到5G通信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如何助力远程会诊、疫苗研发、疫情信息采集与追踪等抗疫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大量关于企业抗疫行动的媒体报道，也能看到无数网友对企业行动的交口称赞与感谢。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助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无疑也已经在消费者群体及社会大众心目中积累起了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经此一役，许多企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获得了大幅提升。
李文指出，一些涉及公共服务职能的龙头企业的主动担当和专业化服务，正在极大支持和部分替代政府的宏观统筹社会资源的职能。这一方面让社会民众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有更多期待与诉求，另一方面也在提升这些企业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能力。
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理论是指，企业要利用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谋求竞争优势。
然而，时至今日，大量研究表明，一些企业在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探索，已经大大地超过了“ 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所涵盖的范围。这些企业对于社会价值的定义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社会责任，同时着眼于地球和子孙后代乃至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社会议题。它们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驱动的企业，而不是只强调经济利益。这一理念被称为“共益理念”，追求社会经济双重价值驱动的企业被称为“共益企业”。
《未来好企业》的作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商业企业最终都能成为共益企业，但“共益理念”应该是商业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所有企业都可以无限靠近它。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陷阱，企业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因为，共益理念的“共益性”决定了它走的必然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归根结底，企业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机构，决定企业命运的终究是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关注经济、社会、环境维度，为利益相关方创造更多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共益理念”才是未来好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企业应当如何实践共益理念？ 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其对于社会价值的理解不一样。同一国家的企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同一企业在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面对的社会期待也不同，需要应对的社会挑战不一样，企业的反应机制也不同。因此企业的社会价值实践是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问题，很难用一种具体的模式来概括。
当前，中国企业在实践社会价值方面时间还短，面临种种困境，我们一方面需要引进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中国独特的社会视角。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或企业家对于共益理念，特别是对社会价值创造方面存在认知上的不足；另一个是企业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实践。错误的认知和实践方法容易导致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不作为，或者产生误导甚至浪费大量的资源而不自知。
因此，作者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在书中提出了企业共益实践的“三部曲”
首先，企业需要建立起共益的价值。
企业在社会价值方向的探索，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视为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一部分，同时把这些内容当作企业经营的最基本的要素。一家企业如果想成为共益企业，首先要有一个利他的共益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总结出自己企业的核心理念。
其次，企业需要寻找自身业务与社会问题的连接点，并基于此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
从企业参与社会活动的历史来看，在中国，企业家通常会选择捐赠或成立基金会、CSR 部门的方式参与社会活动。企业参与的领域往往是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偏好和愿望，不会考虑选定的社会问题与自身的业务之间的相关性。当企业解决社会问题时，由于企业对社会问题的专业领域不了解，所以很容易走弯路，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同时还有可能面临一些资源的制约，比如资金的限制或企业能力的限制。这样的做法往往不能给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导致企业家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以及社会成果感到不满，这很有可能会减少企业继续该项目的可持续性动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地决策企业要参与的社会问题呢？基于大量案例研究，我们认为，要想更好和更有效地实践共益理念，首先，企业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知。从自己的核心业务出发，想清楚自己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并对自己本身的业务、流程、核心能力进行自检和梳理。其次，企业要将业务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包括业务、产品、员工、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等）与社会痛点联系起来，找到两者的连接处。
最后，企业还需要制定制度保障方案的落地执行。
任何一种战略方案的落地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保障。实践共益理念必须要靠制度保驾护航，否则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不能落地执行或者是实践效果不理想。因此，制定严格的制度保障和监督、评估体系，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修改、沉淀、迭代创新很重要。通过制度保障和公司内部的一系列的评价体系才能确保公司共益战略及解决方案能够高效地实施，最终实现公司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企业对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共益理念的理解和实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地与社会发生碰撞，同时在不断地修复、完善和重建与社会的关系。正如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三部曲’都是进行曲。”
当前适逢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挑战，需要政府、企业、NGO、社会的各展所长与协作创新，产生联合影响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市场是全球最强大的机制，而企业是市场当中最强大的主体。改变经营方式与理念，走上共益道路，对于企业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
人的自我中包含了一种超越自我的能量，越是伟大的创造越需激发出这种能量。此书正是要引出中国“好企业”在生存、创利、发展过程中的超越性能量——一种通古今之变迁、赞天地之化育、行各业之共益的大能量。
——陈越光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
一个“好企业”应该不仅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这本书教你如何成为未来“好企业”。
——马蔚华 招商银行前行长
面对企业如何兼顾商业目的和社会责任的现实困惑，朱睿教授提出的“共益”理念及实践很有启发性。期待更多企业主动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驱动的“好企业”。
——何刚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财经》杂志主编
商业文明时代来临，传统的竞争机制、市场规律正在受到严重挑战。社会是取得利益的基础。任何一种组织形式，都将被要求与社会整体利益达成共识；任何一种组织形式，都需要牺牲短期或者部分利益去寻求共存，参与活力建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此书以翔实的案例阐述了商业与社会运行规则正在发生的变化，朱睿教授提出的“共益”理念将启发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以期对企业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赵冠军 《公益时报》总编辑
“好企业”所践行的共益理念体现了兼利型企业的特征，兼利型企业与单纯的自利型企业相比，不仅更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在实现经营目标上也具有独特的创新性。也就是说，“好企业”以多方利益共赢方式，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包容性发展。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商学院》杂志总编辑
感谢作者的克制，不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将企业的思考和实践缓缓展开，让价值和观点自然呈现。企业的影响力越大，社会各界对企业的期望也就越高，“三部曲”都是进行曲，未来属于好企业。
——陈一丹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