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冷知识：集合影响力如何解答抗疫问题

5月，万物苏复，但新冠病毒疫情仍在全球不断升级。大洋彼岸的美国坐稳“震中”，累计确诊病例已超百万（4月29日17时），欧洲大陆的疫情虽已离开高点，但情况仍旧严峻，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20.2万，西班牙23.2万。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世界各国都渐次采取“封城”“封国”措施，并不断延长禁令失效。高盛预计西班牙失业率年中将超过23%，欧洲整体失业率或达到11%，美国肉类供应商罢工引发肉制品供应链断裂……由此引发的粮食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将在未来几个月甚至更久持续放大，这已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学、经济学问题。单靠一国、一政府或一组织之力，都不可能战胜它。

最新一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收录的《自我认知与集合影响力》（作者：井上英之 译者：李妍焱）一文中，作者就在整理社会创新理论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探讨集合影响力这一新途径的实践方法如何使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公共部门等一起设定共同目标，携手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特此摘录，以飨读者，引诸君反思。

团结就是力量：集合影响力带来的社会创新可让多方获益

你是否在街头或者车站遇到过《大问题》（Big Issue）杂志的销售员？《大问题》杂志起源于英国，是一个以支援无家可归者为目标的“商业活动”。杂志售价的一半以上都会成为销售员的收入。销售《大问题》是这些无家可归者走向自立的第一步。

“大问题”商业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建立起了无家可归者与社会之间的连接。这些和职场、家人切断了联系的无家可归者，通过这份工作开始重新找回尊严和与社会的关联。《大问题》杂志的街头销售员中还有人被每天路过的企业老板相中找到工作的成功例子。然而，社会远非如此单纯。这位前销售员在新公司里还是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干了没多久就辞去了工作。因为他觉得还是回到街头，一个人更轻松自在。

如此看来，即使“大问题”的商业模式取得了成功，如果接纳无家可归者的社会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他们还是会重返街头。产生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职场和社会对于多样性没有足够的包容力。此外，要从根本上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还需要多方专家的配合，为他们提供心理和学习电脑技术等技能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不仅要有非营利组织，还需要企业、政府部门、专家等多方参与合作，才能迈向大目标的实现。

解决困难的社会问题是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其中自然蕴含着市场价值。从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运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潮流在全球兴起，在日本也从 21 世纪初期受到瞩目，推动这一潮流的个人或企业被称为“社会创业家”或者“社会企业”，近年来则主要被称为“社会创新”。社会创新一般指“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将前所未有的思路和想法结合起来从而引发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形态”，有时也用于表述与社会创新相关的动向、项目和手法。

社会创新对于企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绝非仅限于企业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范畴，可以说已经成为企业战略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在成熟市场中面临发展瓶颈的企业来说，发掘社会需求、摸索自身如何参与解决社会需求的过程，有助于企业重新理解市场、突破瓶颈。

今天，通过与包括企业在内的多方行动者合作来实现社会创新，突破单打独斗局限的新途径正在形成。这就是被称为“集合影响力”的新潮流。 

商业手法+全社会资源共享+疯狂to do=社会变革？

集合影响力是与“各个机构为解决问题单打独斗”这种既有的手法完全不同的新途径。集合影响力具体被定义为：“由来自不同领域的关键人物所组成的群体，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设定共同活动纲领的参与方式。”

多方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某个问题，这并非什么新的想法。诸如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合作开发药物、疫苗，以应对发展中国家传染病这类为某一共同目的、跨领域集结的例子已经有不少。但是，集合影响力在 5 个层面上与以往的合作方式完全不同。

第一，为应对一个社会问题，所有有可能参与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

第二，所有参与方对如何测量和评估成果达成共识。

第三，各参与方的行动相辅相成。

第四，各参与方始终保持沟通。

第五，有专业机构和旗下的专职工作人员来协调管理整个过程。

通过这5个层面，所有参与方都能放下各自的目标，发挥自己的强项，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某个社会问题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朝着共同的目标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取长补短齐头并进，这就是集合影响力。集合影响力这一方法论在全球引发了很大反响。世界各地纷纷开始交流集合影响力的实践案例，分享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集合影响力处在社会创新理论两大脉络的汇集之处。一条理论脉络是运用商业手法来提高社会影响力；另一条理论脉络认为，只有建立起个人-组织-社会的连接，改变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意识，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这两种理论原本少有交集，但近年来， 它们开始汇集为以“集合影响力”为代表的新思潮。当今世界，很多慢性的社会问题已经病入膏肓，我们急需深入的系统性变革，而社会变革也能给企业和市场带来连锁反应。

钱不是万能：商业精英挑战社会问题的最大弊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引入商业手段及管理、思维方式的动向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IT（信息技术）创业热潮的到来，社会创业热潮也接踵而至。

在互联网经济、咨询公司、投行获得成功的商业精英们开始觉得，只要发挥他们的商业技能，加上活用IT技术，就应该能改变世界。这群精英带着一股“无所不能”的冲动，开始汇合到社会创新领域。

知名商学院里的社会创业课程不断增加，在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的职业设计中也开始出现了“社会创业”，或者“为拥有社会影响力的营利性、非营利组织工作”的选项。

与此同时，社会领域的投资和财务管理也导入了商业思维。例如，慈善基金会一改单年度资助非营利组织的做法，和创投资金一样采用陪伴式、长期资金支持的体系。

一时间，慈善创投在美国如同雨后春笋，其中的代表性机构是本部位于旧金山的 REDF。该机构提出的能将社会影响力换算为经济价值的方法，即“社会投资回报”（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简称 SROI），成为全球热门话题。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下，基金会和国际机构、政府机构等也开始采用商业性的手法和思维。

REDF官网及展示的相关项目。

在这个潮流中，如何规模化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大问题。如何才能不止步于解决局部性的个别问题，获得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呢？1994 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就社会活动领域的规模化之难说了如下一番话：“我们今天面临的几乎所有（教育）问题，都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拿出了解决方案。但是看起来，我们不擅长在其他地方成功复制这些解决方法。

共享更多的实践经验、解决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需要扩大的不是某一家机构的规模，而是影响力本身，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基于这一思考的论文，包括对规模化的对象和方法进行梳理、变革理论等。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要达到社会创新的规模化，原有的思维和方法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出现了另一条理论脉络。

怎样补漏？加强自我、他人、外部世界的关联，寻求思维改变

社会创新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潮流认为，世界是个体有意无意的行为和习惯的累积，反映着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因此，我们只有了解现状的趋向是如何生成的，理解其构造，才能更深层次地引起社会变革。我们对人和组织、区域和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得到改变进行反复的探索和实践，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变化也被称为社会创新。

社会是一个所有事物都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具有整体性的复杂体系。如果不掌握“自己亦身在其中”的系统性思维，就不可能实现组织和社会的改变。当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固定观念或者偏见并摆脱其束缚，去观察和感受事物原有的样子时，希望与他人共同创造的未来愿景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这些方法论的共通之处在于自我（Inner）、他人（Other）、外部世界（Outer）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举例来说，如果能够理解、接受自我的孤独感，则不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他人同样的感受，同时可以对世间各种相似的孤独感看得更清楚。

主张运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条理论脉络，其前提依然是“问题存在于我们身外，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既有思维方式；而第二条理论脉络则认为，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呈现为复杂系统的分形结构，社会问题同样存在于我们自身。

但是第二条理论脉络的不足在于，其效果的呈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有时会因为过于重视对话和内省，而无法付诸具体的行动。相反，第一条理论脉络有时会过度追求速效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因此其关键在于如何能够接近深层次的系统性变化。再者，如前所述，为了实现规模化，第一条理论脉络的实践者们有必要在其他领域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因此需要去理解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背景和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集合影响力”的途径必不可少。不同立场的行动方在推进相互理解的同时，开始追求创造单打独斗无法实现的可能性。

在社会创新的各种场景中，这两条理论脉络开始相遇交织。

激发社会组织成员的个性和创造力，真正实现集合影响力

我所认识的很多投身于社会创新领域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乎“自我”的感受，并同时拥有超越自我的动机。奥托•夏莫的U型理论称之为“源泉”，他们的动力来自深处，所以才能持续下去。在持续的过程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深层次地、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从而促发整体性的变革，在自我的独立性得到维护的同时，推进社会整体的变化。

圣吉等人将这种状态称为“社会性场景的呈现”（Generative Social Field）。笔者认为，这才是人类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的，通过身体感知获得的“集合影响力”。关于个体与集体关联性的这种理解深受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思想的影响。圣吉和夏莫等社会创新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很多都与东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之后，很多日本企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抹杀雇员的个性和多样性，像对待标准化商品一样对待他们，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规模化。这种方式的确有一定的效果， 但巨大的社会变革需要的是个体，是“自我”。为此，企业需要能让“个体”成长，接纳多种多样的“自我”，时而与持反对立场的人合作。为实现这一点，企业需要通过促进对自我的理解和接纳来构建能够发挥自我的企业文化。我们确信，通过加深对他人的理解，进而深入对世界的理解，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市场，引导创新的实现。

【本文整理自《斯坦福创新社会学评论08》（中信出版社 2020年3月）中《自我认知与集合影响力》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