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业投资真的会离中国而去吗

4月9日，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把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美国的全部成本，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装修等，100%计入成本来进行抵税或是抵费。

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政府也推出一项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的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振兴计划，用2200亿日元（约合142亿人民币或20亿美元），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转回日本；用235亿日元（约合15亿人民币或2.1亿美元），资助从中国转到其他国家。

因此，一时间美日联手制造业“去中国化”的说法甚嚣尘上，不少人担忧疫情过后现有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体系将会发生巨大改变。

日本转移生产线的真相

备受关注的是，虽然是为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提出的经济振兴计划，但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地在文件中提出供应链迁移出中国的相关具体措施。

该计划显示，日本政府因新冠肺炎感染扩大，日本本土的供应链被阻断、受损；特别是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医疗、卫生用品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据此日本政府从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及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希望将通过未来一年多的时间，支援相关生产线向日本国内回归，或者希望这类产品的制造企业可以实现生产地多元化，从而构筑坚固的供应链体系。”

因此，日本政府计划为可能迁移生产的日本企业提供补助。经《企业观察报》记者向日本贸易投资振兴机构核实，日本政府计划对单一国家依赖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的生产回归日本本土提供经费补贴，将为有此意愿的大型制造企业提供二分之一的经费补贴，中小企业则为三分之二；同时，针对生产口罩、酒精消毒液、医用防护隔离服、人工呼吸机、人工心肺等关系到日本国民健康生活日本制造业公司，日本政府也愿为其生产线回归日本相应地给出补助费用，大公司给予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中小型的将会补贴其搬迁总额的四分之三。

此外，对于海外高度依赖的医药品、原料药等生产线移向日本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为此类公司提供一般的搬迁补助。而对单一国家依赖度高的制成品和原材料零部件生产的多元化方面，日本政府也愿意提供多元化补助，其中计划向大企业提供半数的多元化费用，向中小企业提供该费用三分之二的补助。

那么到底该计划能转移多少生产线或产能呢？不妨做一番计算。

以N95口罩的制造为例，日本若完全实现其国内自产以满足供应，至少需求日均产80万个的产能，这便要求一条日产8吨聚丙烯纺粘熔喷(SMMMS)无纺布生产线以及三条口罩生产线才能最低限度地保证需求。前者最好的生产线全套价格在非疫情时刻都要5亿元人民币一条，即便是普通水平的生产线也价值上千万，加上价值数百万元人名币的口罩生产线，即便日本政府补贴一半费用，仅N95口罩的生产线转移一项就将用去此次计划金额的近十分之一。再加上人员、厂房等其它的费用，以及考虑到那些诸如人工心肺和人工呼吸机等复杂生产线天价的新设备费用，显然这2200亿日元的“饼”根本不够分。

如果日本只是单纯地将中国及附近国家的日本企业生产线拆卸并运回日本，仅一条大型生产线拆分、运输、组装调试等硬花销市场价也要三百万到四百万元人民币不等，2200亿日元也确实够不少生产线整体的转移用，但其在当地将面临诸如员工遣偿、税费清算等各种债务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面临诸多的困难。而且企业自身也会考虑是否愿意舍弃所在国的市场及企业未来发展等因素，单纯地将工厂迁回日本明显不是多数日本海外投资制造型企业的最优选择。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日本在华投资泰尔茂、欧姆龙等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的负责人表示，看好中国未来医用耗材和医疗设备的市场前景，并计划加大投资，以期待与同德国和美国的同类企业展开更好的竞争，并不打算将生产线“搬”回日本，即便日本目前有需求，也只会考虑加大产量或是增加一两条生产线。

活跃在知乎的知名评论“马前卒”就此事件发表公开观点认为，近几个月由于全球主要制造业集中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产品及关键零组件在各国通关过程中出现了困难，日本政府的“生产线迁移”计划只是为了救急，而非要“去中国化”。

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稳定

日本经团联给出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直接投资的日本企业有1.3646万家。与2012年的巅峰数据（1.4394万家）相比减少了748家，但与2019年相比只减少了39家。

从企业规模来看，年销售额在10亿至100亿日元的日本企业最多，共有5264家。年销售额在1亿至10亿日元的企业有4256家，两者约占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总数的七成。且与英国、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在华投资企业不同，这些中等规模的企业的年销售额都在稳定增加而非减少。

从行业划分来看，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数量最多的是制造业（5559家），约占全体的4成。其中，除了制造车床、铣床、磨床等的“金属加工机械制造”（131家公司）等一般机械器具领域中最多之外，还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电容器、连接器、印刷电路等的“电子设备零部件制造”（227家公司）机械器具制造特别多。但是，整个制造业从2019年开始减少了2.4%，比最多的2016年（5853家）也减少了约5%；其次多的是从事批发业的日本企业（4505家），占整体的3成，且数量逐年提升，同2019年（4495家）相比今年增加了0.2%。其中，包括“产业用电气机械器具批发”（485家）等在内的机械器具领域占最多，纤维、服装类批发领域、饮料类批发领域等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外，从事诸如服务业（1833家）、零售业（443家）、不动产业（189家）、金融保险业（355家）等其它行业的日本企业数量都有5%左右的成长，而且受到以中国BAT为代表的大型IT企业的市场整合效应，整体的收益有了显著的提升。

从投资地域来看，日本企业虽然偏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普遍提升，近年来有不少日企把据点设在了湖北、四川、重庆、云南及贵州多个省份。特别是湖北地区，有相当数量的日本汽车制造厂家选择在此“落户”。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近期向635家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就中国的投资前景等多个问题发出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几年，虽然受到了中国国内经济新常态、人工费上升、货币贬值，以及中国政府环境管制强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确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企业为降低风险，把生产据点分散到泰国、缅甸、越南及印度等亚洲各国。但与此同时，又有很多日本的名企业继续选择落户中国，比如在2019年长期从事EV领域的日本企业明电舍选择中国作为其首个海外生产基地，日本关西地区首屈一指的贸易公司关门海在中国开了首家海外门店等等。

另外，考虑到中日两国制造业复杂的供应链关系及中国未来的巨大市场，有九成参与调查的企业表示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收益预计大概率会实现负成长，但他们并没有要撤离中国的打算。

上海一家为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提供建议的日本资讯公司的负责人福田和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最近十年，有数百家的日本企业选择离开中国。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市场竞争或是产业汰换所造成的。比如曾经规模巨大的服装类和白色家电类产业，目前这类企业即没有同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竞争的能力，又不会给日本方面带来可观的收益，“慢慢消失淘汰是自然的经济现象”。

“可整体上来说，日本企业对于投资中国的热情并没有降低”，大部分的企业都与中国的伙伴和市场形成了强大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将随着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RCEP等多个区域贸易协定的实现变得更为紧密，福田和俊坦言。

如何保持外资对华制造业投资青睐

此次，日本制造企业与中国“脱钩”之所以能变成备受关注的话题，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政府首次就“生产线转移”向日本企业背书，另一方面是该计划被提出的节点与库德洛向媒体公开了自己的“美国制造业去中国化方案”重合，故一部分学者和财经媒体专栏作家认为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现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企业去中国化”是个伪命题。丁一凡认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和世界经济实现了深度捆绑。而且中国在吸收制造业投资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

在硬体方面，中国拥有全部的制造业门类，有着完整的供应链配套，生产线存在着巨大的规模效应，有着全球前列的物流、通信领域的基础设施，同印度、东南亚诸国只存在少部分受到过应有教育的人口数量相比，中国高素质的制造业（工业）人口依然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中国每年新增300万的理工科毕业生是其他国家没办法超越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力推过“美国制造”，在一次与苹果CEO库克的谈话中，奥巴马希望苹果能将一部分生产线转回美国本土，但在听到库克提出如果苹果出现了40万台的紧急订单，美国政府能否帮助解决提供7500名工程师及4万名可以加班的工人的要求后，这位有梦想的美国前总统竟沉默了许久。

在软件方面，这两年，中国政府加大了改革力度，大幅放宽了外资企业的投资范围和持股比例；多部与投资相关的法律都在补充和完善之中；随着中国国民口袋逐渐充实，中国国民的消费力在不断增加，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正变得前所未有。对外国企业而言，中国市场有着难以割舍的诱惑力。制造企业只有离市场越近，才越能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敏感，脱离市场的制造企业的路只会越走越僵。因而，国际上大的制造企业普遍在中国设立了工厂，就是为了更好地贴近市场、贴近需求，日本的企业也不能例外，除非像韩国三星一样，不再需求中国的通信移动端市场，才有可能将生产线搬出中国。

但应该看到，三星生产线搬到越南的过程前后花了近十年，耗费资金达百亿人民币。即便如此，它的供应链依然无法做到彻底地“去中国化”，很多上游的零组件还是由在中国的制造企业提供。所以日本企业要实现“去中国化”没有十年，没有上千亿美元的投入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说日本制造业与中国完全“脱钩”不太现实，不过仍然有些现象值得警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翟东升向本报记者透露，受美国政府对中国通信领域企业的打压力度加强，以及日韩关系的恶化，日本政府确有意愿让一批在华投资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关键上游生产线搬回日本，以规避可能发生的外部风险，比如关键的靶材或是化学机械抛光液的生产线。

对此，翟东升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优先考虑在这一领域“补短板”和“增规模”，争取尽快实现自给自足，避免被人“卡脖子”。过去二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收益权”就是源自半导体通信领域的长足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依旧是以5G通信为核心的周边领域，这巨大的收益中国不能也没有理由放弃。所以，中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改善投资外部环境，整合内部的供应链，突显区域优势及技术集成度优势，为企业扩大投资做好前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