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从氢弹到新能源， 为国跨界60年

直到今天，中国九三阅兵仪式上的“神秘气球”事件仍被一些军事发烧友津津乐道。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多个国家举办了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中国也在这一年的9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而这场阅兵式上却出现了“敌情”。

当时有人发现，在飞机飞行表演的预定航道下方意外地飘起了一只气球，随着气球不断上升，势将影响飞机飞行安全。

确认后，指挥部紧急下达指令，要求即刻排除这个危险因素。

随即，一道激光破空而出，将气球击穿于半空之中。从接收指令到完成指令，全程不过数秒。

发出这道的激光的安保装备名为“低空卫士”，由我国激光团队设计于2014年。

多年之后，面对企业观察报记者专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应用物理学家杜祥琬院士仍感觉当年之事如在昨日。

“有幸为祖国的富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杜祥琬说。

生于忧患

杜祥琬生于1938年，那是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

1937年11月4日，日军攻陷安阳。1938年2月底，豫北地区全部沦陷。1938年6月6日，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失守。

杜祥琬生于南阳，原籍开封。父亲杜孟模是教育家、革命家，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21岁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在校期间便翻译了19世纪末法国研究数学分析的先驱古尔萨的《解析几何讲义》。

杜孟模心系家国，曾在1926年3月18日参与天安门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卖国的段祺瑞政府，并于“三·一八惨案”中负伤。1931年大学毕业后，杜孟模回转开封老家，任教开封高中。

杜祥琬的母亲段子彬同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史系，她是鲁迅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的校友。

夫妇俩回到开封几年后，局势日危，开封高中为避战乱，举校迁往南阳。

在杜祥琬的印象里，童年总是东躲西藏。因为抗战逃难，他一家人数年中辗转豫鄂陕三省。言及幼时，头发花白的他眉头仍会紧蹙。

即便战火连天，但他仍珍藏了许多温馨的回忆。

某次借宿农舍，母亲在夜间将《吕梁英雄传》中的抗日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多年之后，每当杜祥琬忆及这段往事，母亲那时转述的孟二愣、武二娃等人物仍旧栩栩如生，宛在眼前。他转述给本报记者时，兴致勃勃。

也是这一时期，杜祥琬从母亲那里学到了第一支歌——“呵！吕梁，伸出你的铁拳，把敌人消灭在祖国的土地上！”

家国安危意识，影响了杜祥琬一生。作为科学家，他说，他第一个崇拜的是岳飞，其次是祖冲之。

1945年抗战胜利，杜祥琬随家人回到了老家开封。

因为父母都是教师，所以杜祥琬家中的学习风气很浓，不仅藏书丰富，父母的交谈乃至备课都感染着孩子们。高中时，杜祥琬成为母亲班上的学生。他一直没有忘记妈妈每晚用小楷书写教案时，还会与孩子平等交流，真诚听取建议。

中学期间，杜祥琬省出大量时间阅读课外书。他不仅读了家藏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名著和闻一多、巴金、郑振铎、臧克家等近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还通过《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看到了文学之外的科学世界。他被天马行空的天文学迷住了。在报考大学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京大学天文学系，这也是当时中国独一份的天文学系。

但他却接到了留苏预备部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亟须培养各类科研人才。1956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600多名留苏预备生，作为重点中学的开封高中被选中两人，杜祥琬是其中之一。

有没有遗憾？“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的，很自然地服从国家的要求。你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会这样选择的。”杜祥琬笑道。

上世纪80年代，钱三强也问过杜祥琬类似的问题——“你后悔吗？”

“不，追随您的事业，我很荣幸！”杜祥琬答。

氢弹功臣

1964年10月的某一天，正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食堂用餐的杜祥琬被对面的苏联同学问了一个问题：“杜，你在这里学了核物理，回国后有什么事可干？”

杜祥琬听出了对方的弦外之音，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蔑视落后国家。他没有回答，他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但几天后，向他提问的那个同学兴冲冲地跑到杜祥琬跟前说：“祝贺你！杜，你回去有事可干了！”

因为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举世震惊。

回国后，杜祥琬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下称九院），与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于敏等核物理学家成了同事。

当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对氢弹的研制工作。

同原子弹的核裂变不同，氢弹的原理是核聚变。但这都是写在教科书上的知识，而若究其根本，当时九院的一众专家对此仍是一头雾水。

杜祥琬没想到，刚参加工作就遇上了这种“从0到1”的大难题。

为搞清氢弹原理，九院召开了鸣放会，全员上阵谈想法，几十个想法先后提了出来。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筛选，最终剩下了4个可行方案。于敏带着几十个人和这4个方案到上海进行计算机测算。不久后，身在华东计算研究所的于敏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用事先约定的保密语言，确定了氢弹原理。

原理捋清后，试验工作就排上了日程。1966年下半年，几乎九院的所有人都在为氢弹原理试验忙碌。承担热测试计算分析的102组和105组的工作人员一连数月在上海赶算这次试验的理论预估数据。

杜祥琬参加的102组负责的就是氢弹原理诊断，需预先提供理论数据，并实地测量高能中子外活化和伽马射线，再与预先计算的理论值相比较。若测试数据在预估范围内，则试验成功，氢弹实验亦可最终落地。

工作内容确定之后，一工作人员在周光召和于敏的亲自带领下奔赴试验区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选择荒无人烟的沙漠是为了尽量减少试验对人口、环境的影响。因此，试验区的环境尤为恶劣，全队人员需在沙地上搭建大帐篷，再在帐篷内的沙面上盖住木板铺垫帆布以便全员打地铺休息。当时已是年底，驻扎地的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以下，晚上冷到受不了，也只能依靠小煤炉。后半夜炉子一灭，浑似坠入冰窟窿。

当时国家经济也比较困难，用以充饥的口粮甚至都很有限。在杜祥琬的回忆中，是聂荣臻元帅亲自到各处筹措一些黄豆白菜来维持营养，以保证参与这次试验的工作人员能顺利工作。

比食宿条件更艰苦的是测算条件。当时能够带到试验场地的计算设备仅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连一台计算机都没有。102组最后拿出的理论预估值是他们在帐篷里用手算最终复算敲定的。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

多年之后，杜祥琬提到那次成功的试验，仍直言“高兴透了”。当天晚上，邓稼先在庆祝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以至需由他们合力将邓抬回床铺睡觉。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第二天，氢弹的试验工作就有序展开了。

1967年6月17日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后第四个能够自己研制氢弹的国家。

两次跨界

如果说研制氢弹是为国铸剑，那研制激光就是制箭，划破长空的无声之箭。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多国不约而同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将发展高新技术列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譬如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新技术的建议。

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王大珩曾对我说，我们在建议中只提到了‘激光’一项，申请的国家经费是1亿。”杜祥琬回忆，但邓小平放眼全局，将863计划涉及的领域拓展到7个，有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新材料，强调实施重点突破，并批了100亿的专项经费。

1986年7月29日，时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去世，九院领导想推举杜祥琬到院里工作。而另一边，推进863计划的负责人又有意延揽杜祥琬到激光专家组。

面对选择，不愿为官的杜祥琬直接到核工业部部长办公室表示希望能做更多的具体工作。而当时，任命杜祥琬为九院副院长的任命书就放在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的抽屉里。

这是杜祥琬工作以来，罕见的一次自主选择。组织上之所以选定杜祥琬牵头去做激光研发，也是看中了他在核物理领域的研究成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光技术对于保障核武器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跨界科学家”是杜祥琬公认的称号，从核物理切换到激光轨道，是他的第一次跨界。

成为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的杜祥琬在花钱上很“小气”，这源自他对激光技术的焦虑。

在此之前，中美两国都对激光领域进行过深入研究，确有进展，却遇高山。对于激光的发展目标和技术路线，当时并没有能“拿来就用”的成功经验，杜祥琬依稀又回到了二十年前氢弹原理鸣放会的现场。耄耋之年的他坦然承认，相比于从事核物理和能源战略，研制激光技术是他做过的压力最大的一项工作。

一笔笔小钱小心翼翼地投入到论证过程中，一点点摸清技术路径后，投入的经费才逐渐多起来。

经过严格论证与试验，激光团队确认了强激光是激光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主要研究高功率激光束的产生、传输及其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与应用。进而也确定了强激光的主要应用场景：一是高功率激光在激光核聚变中的应用：二是高能量激光的各类传输应用。此外，超短脉冲激光和强场物理也是激光研究的重要分支。

历经20多年研制，中国的激光技术已能比肩美国，也催生出相应的大型光学工程和产业链。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成就之一，激光技术已在我国的工业生产、科技研究、医疗、军事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渗透到各个行业，成了当代科技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杜祥琬在一篇名为《老一辈科学家和863激光技术》的回忆散文中写道：“高能激光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带动了多方面科学技术的进展，如光学加工、材料、光电子技术、光学测量、自适应光学、衍射光学、大气光学、强场物理、瞬态光学等。同时，激光的频谱范围不断拓宽，从硬X射线到太赫兹的整个波段，随着各种激光器及相关技术的成熟和产品化，激光完成了并正在发展着大量过去无能为力的工作。”

2002年，64岁的杜祥琬受命出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分管能源学部。

这是他的第二次跨界，这次跨界任命是源于他对核能的熟稔。在此之后，杜祥琬做了8年工程院领导工作。

2010年，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许多工作还处于起步和开创阶段，正在积极准备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编制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规划。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找上门来，邀请有能源工作背景的杜祥琬出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杜祥琬介绍过中国当时的一组数据：“522个城市中多数空气不达标，400个城市缺水，180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受到威胁，4000多种生物濒危。”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和第五次《京都议定书》成员国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杜祥琬作为总理顾问团成员参加，并发表了《主动承诺降低碳强度，中国须作出非凡努力》的演讲，受到各界好评，并引起强烈反响。

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和第六次《京都议定书》成员国大会于墨西哥坎昆召开。气候谈判的一个焦点是对责任承诺和资金技术援助效果的“三可”，即可测量、可报告与可核查。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在巴黎召开。

会上，195个国家通过了《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体制性安排，是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里程碑和新起点。杜祥琬明确表示，巴黎会议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多年艰苦努力的结果，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道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至今日，杜祥琬院士依然为我国的能源、气候的安全奔波各方，工作内容从专业研究和建议到为孩子们录制知识普及小视频，巨细靡遗。

书生本色

今年86岁的杜祥琬依然才思敏捷，目光矍铄却又神态可亲，未语先笑且有问必答。在外表上，他保持着老一辈学人的风度，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胡须被刮剃得极干净，脸上几无皱纹。白衬衣、黑西裤是他最常见的装扮，手腕上还总戴着一只老式的精钢手表。

杜祥琬现在工作的地方还在他1964年回国时的九院院里。他的办公室不大，在10平米左右，用来待客的一对老式沙发背靠在西墙边，东墙有架双开门的书柜。但材料和书籍并不只放在书柜，办公桌上、阳台一侧的墙边几乎都摆满了。

采访进行到40分钟时，记者问他是否需要略作休息，他会心一笑：“不用，聊天就是休息。”

杜祥琬的业余时间多是由阅读填补的，少年时养成的阅读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采访中，一提到阅读或书籍，他就目光一亮。记者看过一幅杜祥琬院士年轻时在苏联留学的照片，相中的他刚操作完一次电焊训练，一张娃娃脸上满是笑容，目光清澈有神。一甲子的时间过去了，目光清澈依旧。

他也爱写作，写了一本《写在科学边上》的诗文集，记录了他多年来对工作和生活的思考。

记者与他合影时，他转头说：“我年轻时175公分，现在只有一米六八了。”说完无可奈何地一笑。

（相关对话见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