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方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持续演变，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多变，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给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诸多挑战。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不仅是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任务，更是应对外部复杂多变环境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现实需要。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首先，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现实需要。通过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能全面围绕增强科技创新核心功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围绕提高产业控制核心功能，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深化安全支撑核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安全；围绕推进民生保障核心功能，促进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其次，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石，其高质量发展对整体经济具有引领作用。国有企业应自觉担负推动科技突破、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新时代使命，并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为目标，不断改造现有生产力和催生新的生产力形态。最后，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根本保障。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是动态变化的，在新时代应通过重新科学界定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明确自身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差距，以便探索进一步提升的路径和方法，加快培育构建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完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优化顶层设计，多措并举大力促进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积极构建协调机制，深入贯彻落实各项措施和完善改革工作推进机制，在资源配置效率、创新能力提升、治理结构优化、数字化发展、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国有企业与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存在效益指标差距较大、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国际化水平不高、品牌价值建设不足等短板。

目前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理论研究日趋丰富，针对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制度改革、国际竞争力培育、公司治理、科技创新等方面，现有研究缺乏对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内涵和构成要素的系统化梳理，也未能很好凸显国有企业属性的特殊性以及新时代新征程赋予国有企业的新功能、新使命和新要求。本文重新审视并科学界定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深层内涵，运用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系统构建国有企业战略资源配置能力、原始技术创新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数字化运营能力、品牌国际影响力五个维度的构成要素，并从五个方面科学评价、客观衡量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现实基础，以便明确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和路径，更好发挥新时代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问题和挑战

尽管国有企业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与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相比，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仍需优化，专业化人才培育和激励机制不健全

首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的广度和深度仍需拓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下，国有企业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国家战略中都需要发挥更大作用，应切实将国家所需与企业所长有效结合，推动国有企业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其次，国有资本布局较为分散，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且效率有待提升。我国国有资本重点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领域，但是也存在布局分散、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效率较低等问题。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在398个国民经济的相关领域行业中，国有企业分布在380多个行业。从规模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共有46万余家，遍布大中小型各种规模，其中小微型占70%左右，呈现行业分布广和资源配置散的局面。最后，国有企业人才培养水平和结构亟待优化。立足新时代背景，人才竞争优势仍是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和保障，但目前国有企业人才培养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教育培训投入相对较低且趋于教条化、人才结构与岗位分配不尽合理、激励机制有待健全完善等问题。

二、引领协同创新作用发挥不足，对原始技术创新的激励力度有待加强

近年来，国有企业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取得明显进展，但在创新协同合作、科技成果质量提升和转化运用方面还有待改进。

一方面，创新协同发展的平台匮乏，支持协同的制度体系有待健全。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在构建共性技术创新平台过程中应发挥带头引领作用，根据企业创新能力与所处产业链位置的差别，动态化选择自主技术供给、创新需求牵引、资源配置提升、创新生态构建等模式。同时，各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强度较低，如有的企业担心会带来风险或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有的企业过度关注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战略合作。不同企业在各自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加强国有企业与同行企业、上下游企业进行创新深度合作能够实现优势互补。

另一方面，创新成果的价值评估和运用转化有待改进。在创新成果产出方面，我国专利数量居世界领先地位，但高质量专利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同时，由于我国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市场成熟度较低，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利益分配、风险分担和长效激励等机制尚不健全，尤其是对于更高价值的原始技术创新成果激励不足，同时也存在因科技成果定价不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导致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不高、推广应用动力不足，国有企业亟须在创新过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创造和高效率转化。

三、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仍需完善，利益相关方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建立

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亟须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是距离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其一，股权结构相对单一。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缺乏多元化的股权结构，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其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不清晰。国有企业内部仍存在治理主体的关系界定不清晰、职能定位不规范、权力责任不对等现象。其三，政企关系仍需进一步优化。政府在国有企业决策制定、人事任命等方面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干预。其四，科学管理体系有待健全。国有企业目前还存在考核分配体系不健全、激励机制不到位、人才选拔任用不合理等现象，亟待寻求更为科学高效的管理方式健全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司治理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当前，国有企业对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及员工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责权利划分不够清晰，对企业运营信息的公开披露不够充分，提供给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渠道和方式不够畅通，与利益相关方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建立。

四、实数融合程度有待深化，数据要素开发和数字技术应用不足

（一）部分国有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战略价值认知模糊。当前，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充分意识到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要意义，并制定了相关战略部署，开展了数字化实践。但是，仍有一些企业没有将数字化转型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缺乏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瞻性布局，尚未充分认识到数字化对企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

（二）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率偏低，数字化人才较为匮乏。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国有企业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共享中存在较多顾虑，导致采集不全面。同时，数字技术以其高渗透性、广覆盖性等特征全面融入企业的各个方面，对企业人员的数字理念和数字思维提出了新的挑战。国有企业还面临着高端数字人才匮乏，以及同时具备数字能力、管理能力和业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不足问题。

（三）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业务智能化转型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少数国有企业实现业务数字化柔性定制，推进数字化融入产品或服务的应用转化能力欠缺。

五、国际市场竞争遭遇严峻挑战，品牌价值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待提升

（一）国有企业海外市场占有率不足。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成长起一批跨国公司，其中包含大量的民营企业，除中央企业之外的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竞争中并未体现出明显优势，且近年来因受到多重挑战而出现海外投资放缓或停滞现象。

（二）国有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有企业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通过创建海外基地、并购子公司等方式，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然而，我国国有企业在海外价值链嵌入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方面，尽管我国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但大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如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壁垒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都制约了我国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度嵌入。

提升方略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中的关键作用，须从全面提升战略资源配置能力、原始技术创新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品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予以优化改进。

一、以提高整体效率为目标，加强统筹战略资源优化配置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应以提高国家安全支撑力为目标，推动国有资本向关乎国计民生和关系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领域、重点行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集中，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竞争力，为国有企业运营提质增效。对于在竞争性市场中盈利能力较低、效益效率不高的低效国有企业，应通过不断调整加速企业退出，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企业因数量庞大、分布范围广，管理难度较大，部分还在从事非主业非优势业务的国有企业有待加快清退，从而提高国有资本整体运营效益效率。同时，国有企业要重视人才竞争实力的提升，增加人才培养经费投入和优化结构，教育培训应结合实践开设多样化课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培育学习型组织和企业文化，建设高质量的国有企业人才队伍。

二、以原始技术突破为动力，全面激发企业创新发展动能

创新是新时代企业发展的根本大计，国有企业要始终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效率，健全创新人才培养激励机制，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增强国有企业创新力。（一）促进科技成果的高质量创造和高效率转化。将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纳入管理者的绩效评价，不断完善各类创新成果转化推广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构建合理规范的转化服务体系，在推广应用试验中建立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以降低风险，让科技成果转化见行见效。（二）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弘扬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健全创新青年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物的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提升战略科学家、创新团队的薪酬待遇，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创新氛围，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三）构建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优化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国有企业在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主体形成的创新生态系统中要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同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共同攻克共性技术难题，推进“政产学研用”创新生态体系的协同发展。与民营企业形成共同体，组建高质量创新联合体。协同推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互补、生产要素的交叉融合，构建完善工业互联网数字创新平台，加强创新协作和成果分享，提高研发创新效率和科技成果转化成效。

三、以打造现代新国企为指引，提升企业现代化治理水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依靠力量，应坚持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现代企业市场优势有机结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一方面，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制度创新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产权清晰方面，深化以“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为内核的产权制度改革，界定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属，为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奠定制度基础。在权责明确方面，进一步厘清和明确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权利和责任，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在管理科学方面，围绕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推动市场化选人用人、新型经营责任制有效构建、考核分配制度高效合理化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长效化等，推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更加科学合理。

另一方面，推动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提高国有企业运营透明度。国有企业应积极主动向社会公众发布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提高运营透明度，吸引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深入了解和适应国际公司治理规则，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制度并实时动态优化，不断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治理体系和运营行为的规范性，持续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以推动数字化转型为抓手，促进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需要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来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国有企业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做强做优做大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首先，国有企业在制定相关数字化转型战略时要紧密结合企业战略价值导向和目标，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运营优化和产品服务创新，前瞻性布局培育新业务，致力打造数字企业。其次，国有企业要动态调整数字化模式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充分发挥数据要素驱动效应，更大力度保障数据采集、共享和开发利用。最后，数字化人才是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和核心，不仅体现在新进人才的培养、引进和激励上，还重点表现为现有人员的数字思维培养和能力提升，充分激发企业数字人才的活力，构建良好的数字化人才生态系统。

五、以提升品牌影响力为导向，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国有企业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部署，着力培育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一是提高全球市场渗透能力。通过并购重组、跨境合作等模式突破海外市场准入壁垒，建立国际化运营体系，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建设数字化营销网络，实现属地化供应链与品牌服务的深度融合。二是加强品牌建设管理和价值创造。自主构建品牌国际化管理体系，国有企业要始终坚持全球化战略，将自身品牌建设扎根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品牌管理制度，形成特色化的国际品牌。三是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力。以数字技术重塑全球产业协作模式，主导构建“链主企业+创新联盟+平台生态”的新型价值网络，重点突破芯片、工业软件等战略领域的“卡脖子”环节，通过反向创新实现从被动适配到主动引领的位势跃迁。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研究生。文章节选自《现代国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