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从破茧重生到制度再造的 理论探索与路径创新
国企改革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世纪攻坚，肩负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伟大跨越的历史重任，更承载着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开创效率与公平新境界的时代使命。翻开邵宁先生新著《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仿佛置身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长河，目睹着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的襁褓中破茧而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披荆斩棘的壮阔历程。这本著作以亲历者的视角，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实践洞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国企改革从“计划突围”到“市场重塑”的完整图景。作为一名致力于国有企业改革领域的研究工作者，这本著作给予我的不仅是改革史实的系统梳理，更是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根基的深度解构，为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企业制度变迁提供了宏观视野与微观样本。
改革历程： 从计划向市场的变迁转轨
邵宁先生在著作中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划分为3个关键阶段，这种阶段划分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内涵。
起步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1979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一年后全国试点工业企业达到6000多户。198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物资选购、资金使用、工资奖金等10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限，国企改革逐步打开了市场机制的缝隙。书中详细记载的 “利改税”改革尤为关键，1983年实施的第一步利改税对盈利国企征收55%所得税政策对于规范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意义重大，为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打下了最初的基础。1985年全面推行的“拨改贷”政策，改变了财政资金无偿使用、投资效率低下、建设项目吃国家投资“大锅饭”的弊端，减轻了财政负担。
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三年脱困”目标时，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已有12个省（区、市）净亏损，纺织行业净亏损达44.7亿元的严峻现实，迫使改革者直面“企业退出”这一制度禁区。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是一项在特定时期、用特定方式、帮助特定企业退出市场的专项工作，是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的结构调整。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这项工作为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目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再就业中心这一过渡性制度安排，在1997—2003年期间，国有企业累计有2700多万名下岗职工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得到了有效管理并保障了基本生活，其中有1850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既避免了“休克疗法式”的社会震荡，又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赢得了缓冲时间，这种双轨制设计诠释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特征。当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保障制”无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保障制时，再就业中心作为“中间形态”完成了制度衔接。
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2003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挂牌成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组建国务院国资委，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构建制度框架，建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办法和政策，实现“先管起来”的目标。制度和政策设计工作以往没有人做过，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应该管什么、怎样管是全新的课题，国务院国资委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基础性和探索性。此后多年，国务院国资委主导了一些列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工作，如规范各地国有企业改革、中央企业的合并与重组、中央企业的公众公司改革、中央企业的董事会试点改革等等，展现了国有企业行为市场化的治理改革思路。
改革理论： 国企改革的分析范式
邵宁先生新著不仅是国企改革史的记录，更蕴含着对中国国企改革理论框架的建构范式。
在传统转型经济学将改革简化为“私有化”的理论偏见面前，邵宁新著通过大量一手资料证明，中国国企改革走出的是一条 “制度重构而非简单私有化”的独特路径。书中对“抓大放小”战略的理论阐释尤为深刻。邵宁先生通过山东诸城的改革模式：全市150户国有工商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不到两年时间实现85%改制面，证明股份制改革极大激发了企业活力，调动了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变了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内部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种“产权多元化+市场化机制”的双重改革，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产权视角。
在公司治理理论层面，著作对“董事会建设”的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当国资委启动董事会试点时，外部董事制度的引入实际上是对传统一把手负责制的制度矫正。书中记载为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的矛盾，国资委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三种模式供试点企业选择，分别是神华模式、宝钢模式和中铁模式，其他试点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选择，厘清职责权限，避免了同一事项由不同决策主体负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邵宁先生对外部董事长制的尝试分析，既保留了国有企业集中决策的传统优势，又通过外部董事长的制衡作用避免了“一言堂”，这种创新比西方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更符合中国企业的治理文化。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面，著作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论述构建了新的理论维度。2007年启动的这一制度，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从“行政决定”转向“预算管理”，10%～15%的利润上缴比例虽历经调整，但核心意义在于确立了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财产权利。这一制度创新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不同，它既体现了国家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又通过预算支出中的资本金注入维持了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控能力，这种“取之于企、用之于企”的循环机制，实际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市场结合的关系范式。中国政府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战略产业的持续投资能力，这是西方私有化模式难以企及的制度优势。
尤为重要的是，邵宁新著对“分类改革”理论的前瞻思考为新时代国企改革提供了认识基础。当邵宁先生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共保障类、特定功能类和商业类时，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的理论误区。这种分类不是简单的业务划分，而是基于“企业功能—治理结构—考核机制”的三维度重构。在公共保障类企业中，书中提到的电网、地铁等行业的业务特点承担着明确的社会服务职能，社会公益目标高于企业的商业目标；而商业类企业的改革，则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国有资产的市场化估值与流动。这种旨在通过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差异性采用不同的治理结构的改革思路，相比“一刀切”的改革思想更具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指导性。
改革实践： 国企改革的研究样本
邵宁先生在著作中展现的改革实践智慧为转型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当我们将这些案例置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时，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者如何在既有制度约束下寻找突破点，这种平衡下的改革逻辑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
在改革动力机制方面，著作揭示了我国体制与基层创新的互动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小企业的大面积亏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山东诸城的股份制改革正是在 68.7%亏损面的压力下启动的。这种倒逼机制使得当企业亏损危及地方财政和社会稳定时，地方政府与企业职工形成了改革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推动的改革虽然面临“姓社姓资”的质疑，却因实际成效获得了合法性。著作中特别提到1996年朱镕基总理视察诸城后对政策的认可，这种基层创新与高层确认的改革路径构成了中国国企改革的独特逻辑，它既不同于完全的自上而下，也有别于纯粹的自下而上，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在改革成本分摊方面，邵宁新著展现了“渐进式补偿”的中国智慧。当1998年纺织压锭改革需要分流120万职工时，中央政府通过压锭补贴和再就业培训的组合政策，将改革成本分散在不同时间维度和不同主体之间。中国改革前辈们没有选择一次性的产权私有化，而是通过“身份置换”和社会保障接续的方式，逐步完成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换。书中记载的本溪煤炭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本煤公司），煤矿资源逐渐枯竭实现了平稳退出。随后，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涉及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出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的通知》，内容比本煤公司政策更加规范和全面，在职工安置政策方面有新的突破，这种做法是转型经济学最佳实践。
在改革配套机制方面，著作强调了“制度环境”与“企业改革”的协同推进，通过“宏观改革—中观改革—微观改革”的联动改革思路形成了制度之间的互补性。书中对“三年脱困”时期政策组合的分析，中央政府发行了36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内需；中央银行在这期间连续降息，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分流了部分储蓄资金进入消费，拉动了消费市场。配合国家严打走私、整顿市场秩序，一些受走私货冲击的商品价格逐步回升，使国内相关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得到改善。以上宏观经济政策从不同的角度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工作，展现了改革者如何通过政策组合拳，在短期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多维改革的协同性正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改革风险控制方面，邵宁新著体现了“试点—总结—推广”的渐进主义逻辑。从199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种宣布了100户试点企业名单，再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的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中国改革者始终保持着“先试先行”的谨慎态度。这种做法通过小规模的试点积累经验，在试错中调整政策，避免了大规模改革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书中对试点工作的详细记载，表明国企改革者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深刻理解： 制度创新不能仅凭理论推演，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这种务实态度使得中国国企改革避免了许多转型国家的激进失误。
改革智慧： 中国特色与西方模式的对比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谱系中，邵宁先生新著通过丰富的中国案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形成了有效对比，为丰富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针对“国有企业低效论”的西方观点，著作以详实的数据展现了改革成效的阶段性变化。从2002到2012年，中央企业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至22.5万亿元，净利润从1622亿元增至9247亿元，这些数据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伴随着效率提升的质量变革。书中对“主辅分离”改革进行了介绍，859号文件把国有大企业的改革、结构调整、内部重组和富余人员再就业工作结合，许多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这种“做精主业”的改革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全面私有化，而是通过结构调整释放企业活力。这一实践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结构优化逐步提升。
针对“产权决定论”的西方理论，著作通过“产权多元化+治理机制改革”的双轨路径提供了中国方案。当理论界还在争论 “产权是否必须私有”时，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者已开始探索多种形式的产权安排——从诸城改制成为内部员工持股的股份制公司，到国资委成立后的中央企业公众公司改革。书中对“股权多元化”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产权比例讨论，强调“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市场环境”的协同效应。当国有股权在上市公司中保持控股地位但引入资本市场约束时，企业的治理效率和创新能力都得到显著提升，这种相对控股和市场监督结合的模式，既保持了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又引入了市场化机制，是对产权理论的重要创新。这一实践证明在转型经济中产权结构的优化需要与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步推进，单纯的产权变更并不能保证改革成功。
针对“政企分开”的西方观点，著作中“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两步走策略具有理论突破性。2023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即俗称的“三定方案”。明确国务院国资委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特设机构，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五龙治水”的多头管理局面。传统观点认为政企分开必须通过完全的私有化，但邵宁先生通过我国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创新通过在政府内部设立专门的出资人机构，将国有企业的治理纳入管理体系，而不是简单地推向市场或维持行政干预，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国家所有权的有效行使，又为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制度空间。
改革前瞻： 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重构理论坐标系
邵宁先生新著《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回望历史的坐标与面向未来的罗盘。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改革史料的珍贵性，更在于其揭示了中国国企改革背后一以贯之的实践理性—一种既尊重制度变迁规律、又立足本土现实条件的改革智慧。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领域的研究者，我们既要深入研究这部著作中蕴含的改革智慧，又要以时代为基、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国企改革理论的创新发展。这部著作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企改革既不是对计划经济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西方模式的机械模仿，而是一场基于本土情境的制度重构工程。未来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挖掘改革历程中的“中国特色”，如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分类改革中的功能导向逻辑、国有资本运营中的战略思维等，这些特质构成了中国国企改革区别于其他西方经济体的核心特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方面我们必须从中国改革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为全球经济学研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书写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篇章，让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部主管，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