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企业复工难 江浙企业能否撑起半边天

在疫情冲击之下，一些竞争力较弱、本来就面临生存困难的中小企业将会面临停产破产。”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政研处处长宋烜懿看来，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有效复工复产。

2月6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魏炜等学者联合调研，发布《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思考》显示，31.08%的企业预计，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58.88%的企业下降20%以上。同时，35.96%的企业只能维持1个月，能维持 6 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只有 9.27%。如果疫情持续半年以上，90%的企业很可能歇业或者破产。

2月7日，人社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提出“合理分担企业稳岗成本”。

疫情来势凶猛，一些企业很难独立消化疫情带来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服务行业中的众多企业以及一些中小微企业承受的压力更大。特殊时期，需要倡导企业和员工共渡难关，防止出现大规模裁员。

根据多地发布的复工指导文件，第一批复工企业大多为疫情防控必需物资生产的相关企业，之后会逐步推进其他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建设工程企业的复工。

中小企业复工难 GDP贡献更难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静文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说，“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2003年非典疫情既有相似性，又有明显不同，预计此次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将比非典疫情更大。”

王静文表示，非典疫情主要发生在2003年二季度，当季GDP增速较一季度大幅下降2个百分点至9.1%，三、四季度逐渐回升至10%，表现出强劲韧性。

此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强度要大于非典期间，不过本次疫情主要发生在第一季度，而一季度的GDP占比是四个季度中最少的，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于全年的影响。

我们倾向于认为，此次疫情将导致一季度经济增速回落1.5-2.0个百分点，即GDP增速为4.0%-4.5%之间，下半年则逐渐回升至5.5%左右，即疫情短期对经济产生剧烈冲击，但不会改变中长期增长趋势。

在看似不会影响长期GDP增长预测下，又有多少中小型企业还能为GDP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认为，中小企业无论是在经营规模、资产总额还是员工人数方面，都处在相对较弱的状态。大部分中小企业需要依靠产业链和旺盛的市场需求谋得发展，如果产业链调整、市场需求下滑，它们的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月14日，全国平均复工率约为42%，复工率指数较高的云南、湖南、贵州、西藏等地也仅在70%上下。而在经济发达、外来人口多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五座城市，复工率均不足40%。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第二产业全面复工难度较高，到2月底，有效复工可望达到80%。

“据我了解，有些企业即使被批准复工，也没有真正实现复产。”据宋烜懿介绍，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很多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员工大多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回到工作地时需要经过严格检查和隔离，而企业因为需要承担很高的风险和费用成本，宁可暂时不复工。其二，中小企业面临最主要影响复工的因素是产业链不完整。“运输环节上，物流还没有完全恢复；原材料上，由于多数企业从全国甚至全球各地采购，物流、人工不足等因素导致企业原材料短缺，加之企业原材料库存不足，以及上下游企业尚未复工，都导致中小企业很难实现真正复工复产。”宋烜懿说。

宁波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外贸从业员马芳因（化名）向《企业观察报》坦诚：“受疫情影响目前没有开工，但还会陆续收到客户订单。我们一般会和客户解释这次疫情较严重的区域是湖北武汉，我们地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由于国家政策和为了防止疫情扩大目前只能在家办公。生产线需要等工人回来才能开始。我们的工人主要来自安徽阜阳，目前很多还出不来。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复工也说不好，递交了复工申请，但是政府还没有批复。”

同样，在浙江义乌经营五金的温州老板陈程南（化名）告诉记者，“这次疫情浙江温州成了重灾区，自从封城之后便只能等通知。除了自己出不去，多数来自广西和贵州的员工同样也无法到岗”。

当前复工难的首要原因是人员流动受到限制。比如，不少农村和县域地区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导致农民工无法出行，而这部分人群恰恰是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的主要从业者。据交通部公布的数据，春节后农民工返程客运量约为3亿人次，截至2月14日已经返程约8000万人次。也就是说，目前农民工返程比例不足3成。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预计，约1.2亿人次将在2月底返程，3月以后返程人次约1亿多。

为解决企业用工问题，各地政府频频出台措施，协助外来务工人员返工。

比如，浙江省温州、宁波、嘉兴、舟山、台州等城市对返工人员推出“包邮”政策，鼓励企业包车接回外省员工。温州市表示，企业出资包车接员工的，按政府、企业2:1比例分担车费；宁波市规定，外来员工自行返甬，乘坐二等座以下火车、长途汽车、客轮等交通工具的，按票价的50%予以补助。义乌市承诺对2月22日前通过高铁、客运汽车方式返程的企业员工，给予全额车票补贴。

除人员难以到位之外，防护物资不足的问题也直接限制了企业复工。不同于互联网公司和新兴经济企业，实体制造业无法远程办公。在疫情持续期，空间密闭、人员密集、接触频繁的工厂生产线，防护难度尤其大。

中小微制造业“全部放假”

浙江温州某阀门民企生产负责人卢萌（化名）告诉记者：“制造业完全没有办法线上办公，工厂目前是完全放假状态。目前最难的是企业租金不可能会免，好在自己家没有贷款，不然就更难了。相比以往一个月产值大约100多万元，现在没有了。”

那么疫情之后，企业是否会考虑结合新设备降低因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损失？对此，卢萌表示：“除非是全部自动化生产，但是这种设备很贵，操作起来也不方便，还是要靠人去做。如果真的全部实现高科技制造，那就是3D打印的时候，估计就不需要我们的厂子了。”对于只有50人左右的工厂，投入和产出不能成有效正比，这次疫情的损失在卢萌看来只能当作少赚点钱。

根据浙江之声微博2月1日消息，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相关通知，对配合疫情防控的所有权人，在该商位本轮协议基础上，免费（商位使用费、物业费）顺延16天。

2月5日亿邦动力消息，疫情当前，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小商品城暂定于2月21日开始营业，这让不少原本注重线下市场的商家们发力线上。在春节期间，义乌购平台的流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0%。

据了解，“义乌购”是义乌小商品城集团的线上商城，其注册用户皆为其小商品城内线下商户。目前，义乌购平台采购商注册用户数超过330万，平台日均活跃采购商数量近10万。义乌购总经理王建军介绍称，目前平台已经开启“云办公”模式，并计划于2月10日正式复工。

“如果2月21日能复工，损失不大。往年2月21日前也是不稳定期。“陈程南说。与陈程南一样同在义乌经商的王朝俊（化名）告诉记者：“如果疫情还要持续很久，估计今年就不怎样了。”王朝俊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租了7.5平方米的半间商铺，需要交付13万/年的租金。他说，“按照顺延相关通知所说市场能顺延16天当然好，但如果市场开工，却与温州是否放行时间不同步，这中间的损失只能自己承担。”好在王朝俊属于个人经营，员工基本上都是家属，不存在员工返工难或招工难问题。

在义乌经商的王朝俊、陈程南与多数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老板们一样产品多为销往国外，并做着外贸生意。其中，王朝俊注册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线上平台义乌购，但并没去打理。他告诉记者：“义乌购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先看产品，然后会去商铺直接购买，真正在义乌购上下单的很少。”除了义乌购，王朝俊在阿里巴巴上也有电子商铺。

据浙江温州中科包装机械公司外贸员林艳（化名）透露，外贸行业淡旺季不明显，订单取决于展会时间。因为产品价格高，所以下单周期较长。

马芳因告诉记者，目前还不能判断疫情对他们公司外贸的影响有多大，但是肯定是有的。据马芳因了解，目前3月份的上海国际建材展会和4月份的广交会延期了，也可能会取消。客户可能因为疫情会选择不来中国参展采购。虽然陆续收到客户的订单，但工厂不能开工就没有货品可以交付。

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中小型企业将面临诸多难题。面对疫情，王静文提出，政策应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由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不同，此次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政策必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做好风险对冲。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除了扩大专项债规模、上调赤字率之外，还可考虑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可择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同时要以更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防止失业问题恶化，从而共同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良好环境。

相关主体必须共克时艰。疫情之下，几乎所有经济部门和经济主体都受到负面冲击。面对这一不可抗力，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应携起手来，共克时艰，共同分担压力和损失。金融机构要加大扶持力度，政府部门要强化融资担保等服务，监管部门要适当调整监管政策，把“几家抬”转化为“几家扛”，共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重点关注中小企业。据蚂蚁金服线上小微调研，80%的小店表示面临资金缺口，大部分缺口在1万元至10万元之间；70%的店主认为有资金支持的话将可以渡过难关。因此，在大型企业之外，金融机构应给予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更多的关注，通过加强普惠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便利快捷的优势，尽快开发疫情期间适合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满足中小企业需要。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魏江表示，要正确理解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生存能力强”的前提，那就是“不发生突发性事件”。当出现突发事件时，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就相对较弱。当下，中小企业要“突围”发展，建议按照以下思路：一是降库存。想办法把死钱变活钱，逐步出库存，比如打折出售存货。二是与员工协商工资。采取向员工“借钱”，以后按定期利息连本带利还给员工的方式渡过难关。三是间接融资。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少量借贷。四是与大企业合作。通过灵活用工、灵活融资，把资源盘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忠提出，面对疫情，中小企业一定要抓住责任、共济、转型、底线等关键点来实现发展。责任，就是要承担社会责任，按照党和国家部署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只有疫情控制住了，企业经营的宏观经济环境才会改善。共济，可结合疫情防控时期的市场特点，与居民和社会需求仍然旺盛的企业、行业合作，提供配套和上下游服务，用好用足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转型，要进一步审视企业的业务类型、经营中的风险点，依据新的经济形势、市场需求和技术手段及时进行经营转型。底线，在特定情况下，中小企业要有底线思维，有及时止损的勇气和决心，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以图东山再起。

企业复工难在哪里

企业复产复工难，到底难在什么地方？每经特约评论员舒圣祥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企业复工复产难，首要因素是“人流”“物流”不匹配。一方面外地员工回不来，另一方面原材料进不来。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了《关于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畅工作 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的通知》，各地交通封锁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对于什么地方的人不让进、什么地方的人必须隔离多久，依然是各自为政。比如有的城市，甚至将疫情并不严重但靠近湖北的地区列为重点疫区，来自这些地方的人，要么根本进不了这座城，要么进不了这座城市的小区。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但这些“各自为政”的措施，无疑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同时，各地相互封锁，也影响了物流的顺畅，从而引发企业的原材料困境。

其次，企业复工复产难，可能在于审批环节过于繁琐。抗击疫情之下，有的地方的奇葩证明又回来了，“九龙治水”也回来了。这种“九龙治水”多头操作的方式，一旦将来出事，相关部门的确是把责任分摊了，可是企业也更折腾更困难了。

再次，企业复工复产难，可能在于自身承担的压力过大。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一些地方倾向于将复工后可能出现问题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企业。

一些地方有规定，如果复工，员工有一个确诊，不仅要算工伤，整个工厂都得隔离。隔离期间工资、社保要照付，确诊员工医药费也要企业付。而且，集体寝室要一人一间房，宿舍不够要去包宾馆，加上口罩、消毒液等各种防疫物资费用，说不定，复工造成的损失比停工还要大。

企业要生存，员工要吃饭，经济要稳定，长时间大范围的完全停摆，是经济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在有效落实防控要求的基础上，防疫、复工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如何破解上述三方面难题？

首先，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打破各地各区域各自为政，促进人才尽可能自由流动，比如，四川与广东、浙江建立健康检测互认工作机制，就是一个好的探索；同时，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各地要避免人为原因造成物流困难。其次，企业复工复产审批程序必须简化，不能再出现前述一个企业申请复工复产要盖八九个公章的现象，而要进一步优化流程，要像很多地区政务服务中心那样，实行“一站式”办理，避免企业“东奔西走”，不能人为影响复产复工进度。最后，企业复工复产后的“压力”，相关部门要出台政策措施“兜底”，给企业吃下“定心丸”。只要是履行正常程序复产复工的，都应该政企权责共担，从而减轻企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