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

上篇的内容说到，纵观那些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我们可以总结出，真正的企业家还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社会责任感。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以及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宜昌大撤退中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为“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管理制度化。现代企业不是旧式作坊，不是手工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从生产到经营，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一切无从谈起。

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即手订《厂约》和一系列章程，早期得到较好的执行。穆藕初率先引入美国最新的科学管理法，并使之本土化。

各企业先后引入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簿记制度，包括会计成本核算制度。他们相信专家的作用，对新机器、新技术、新人才具有相当的认识，以工程师制代替了最初的工头制。尽管他们的企业管理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抗战之前，荣氏企业、刘鸿生的一系列企业、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久黄”团体等，都已经走向制度化。

上述特征缺一不可，成为衡量企业家的基本要件，共同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

荣德生在他哥哥荣宗敬六十虚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

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经办的企业已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通过取名即可看出一些端倪：“大生”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茂新”“福新”“申新”都有一个“新”字，“民生”本身就是宗旨，胡厥文办机器厂叫“新民”，“久大”“永利”“德大”“厚生”“大中华”……也都寄托了创办人的怀抱。

再看商标。大生的“魁星”“寿星”等棉纱，荣氏企业中“兵船”面粉、“人钟”等棉纱，德大的“宝塔”棉纱，久大的“海王星”精盐，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大中华的“美丽”火柴，唐山启新的“马”牌水泥，华商上海水泥公司的“象”牌水泥，章华的“九一八”哔叽细呢，天津东亚公司的“抵羊”（即“抵制洋货”）牌毛线……都是当年的著名商标，有的曾打入国际市场，风靡一时。

大生二厂和三厂同属一个集团，还为相似的商标发生过争执。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站在最前沿领导风气的企业家，已具备强烈的商标和品牌意识，把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看作企业的第一生命。

二十来岁就做了老板的古耕虞说：“信用是买卖人的无价之宝，是不能以数字来衡量的。”他百分之百地信守合同，一向保持AAA的最佳银行信用评级。这位爱穿中国长袍的“猪鬃大王”还将自己一贯遵守约会时间、一丝不苟的行为称作“企业家风度”。

他们对企业性质的探索、实践，已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大生从创办之初就是股份制，民生公司为防止大资本控股而分散股份，天津东亚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等口号，最多时股东有上万人。荣氏企业热衷的无限公司形式，“肉烂在锅里”，已成为资本积累、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保证。

无论大生企业集团、荣氏企业集团，还是刘鸿生的企业系统，都不是创办者单枪匹马或者一个家族就能发展起来的，关键是用人、凝聚人。民生公司和“永久黄”团体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超强的两个团队。

范旭东和卢作孚特殊的个人魅力，感召并集中了一大批各个层面（从管理层到技术层）的精英。否则，成就这些事业是难以设想的。

当然，仅有中、上层的结合还不足以打造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大企业。还需要企业文化来凝聚整个企业。

无锡申新三厂推行劳工自治区是个很好的试验，可惜被抗战的烽火打断。

刘国钧总结经营经验，在大成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三个“一点点”口号：“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他将口号烧成蓝底白字的搪瓷标牌，悬挂于车间、走廊、餐厅、写字间等处，办厂刊、编格言，人手一册。

从1930年到1937年，在国内纺织厂纷纷倒闭的大环境里，大成却从一个厂发展到四个厂，从常州发展到上海，从一万纱锭发展到七万八千八百六十三纱锭，从两百台织机发展到两千七百零七台，从零到拥有日产五千匹布的全套漂染设备，从五十万元到四百万元注册资本，八年里翻了八番，经济学家马寅初称之为“罕见的奇迹”。

宋棐卿于1932年开办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东亚精神”，制定《东亚铭》，编印《东亚精神》小册子，公司有职工青年会、学术研究会、职工夜校、基督教团契，还有国剧社、合唱团、球队、国术学社等。

许多企业都办有连续性内刊，“永久黄”团体有《海王》，民生公司有《新世界》，荣氏企业有《人钟月刊》，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有《东亚声》，还有教各种生活常识（特别是教妇女织毛衣）的《方舟月刊》，每月销行一万两千册，直接订数就有七八千册。

爱国主义是共性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爱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企业家的共性。1926年，吴百亨在温州开办百好炼乳厂，他的“白日擒雕”牌在温州主要与英国的“鹰”牌竞争。

1931年，对方出十万元购买他的商标，他回答：“我办‘百好’，是为了兴办国货，抵制洋货，不单是为了金钱，擒雕牌的商标权我绝不出卖。”他反而劝说前来洽谈的买办离开英国公司，自办实业或经营本国产品。

“九·一八事变”后，由胡厥文主持的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在《申报》发表《铜铁机器业抗日救国决议》，提出组织义勇军，各厂准许职工加入，在最短时间赶制迫击炮、地雷、手榴弹、机枪等主张。

“一·二八事变”时，他亲自参与用水雷攻击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行动，并在一枚弹头上写下“抗日必胜”四字。1937年，新民机器厂等上海一百四十六家民营工厂不畏艰危，西迁入川。

（本文摘编自历史学者傅国涌著《大商人》；此为中篇，下篇请见下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