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模式的真相

深圳用了40年从一个小渔村转变成为国际知名的创新之都，在中外创新史上都堪称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背后的原因和深圳创新的路径方法却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

主流的创新理论家们总是用“成果转化”的套路来解释深圳现象。但这不是深圳创新模式的真相。事实上，深圳一开始就避开了成果转化的模式，因为深圳既不是权力中心，也不是科技资源的中心。当初中央给深圳的定位，仅是改革开放的窗口。

然而，深圳正是在实现改革开放两大目标的过程中，锻造出了不一样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将创新从科研活动转变为经济活动

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从1912年熊彼得第一次定义创新到今天，国际范围内都确认创新讨论的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这样一个认知，直到今天仍被很多人忽视。

长期以来，人们将科研当作最高级的创新，甚至将科研等同于创新，这种认知对中国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和评价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结果是来自于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统的专家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

所谓“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对创新的认识出现了偏差。

在深圳的市场化进程当中，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科研成为创新的一个配合环节而不是支配环节。

深圳成功的技术公司，大都不是怀揣“成果转化”的梦想去做一个公司。他们都是先要做一个适合市场的产品，能够卖出钱来让企业生存下去为优先目标，然后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技术来不断提升产品的性能和品质。深圳关于创新的4个90%（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实际上反映的是其按照经济规律组织创新的事实。

可以说深圳创新秘诀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这使得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出现了极大的改善。

在科研主导的创新模式中，技术实现被当成终极目的，大牌的专家、高级的技术、昂贵的装备变成了创新的标配。当创新回归经济活动层面之后，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深圳人的技术观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被当成工具，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工具。

制度创新优于技术实现

中国创新实践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跟随、模仿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介入的行业，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知识产权的布局，我们不得不从产业链的末端开始逐步提升。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制度创新和企业的管理创新都比技术实现来得更为迫切。

深圳过去40年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通过制度创新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因素，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把技术实现的环节交给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或自己研发来解决，从而实现了高效率的创新。

在制度创新方面，深圳政府有优异的成绩单，尤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深圳政府对按照经济规律组织创新有深刻的认识，采用问题导向的方式不断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政策设计、体制机制解决方案：

1987年，深圳颁布18号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成为引爆孔雀东南飞的导火索；

1993年，为了解决中外合资时无形资产评估的困难，深圳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并推出了管理办法，催生了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兴起；

1994年，深圳市科技局先后颁布《深圳市技术入股暂行规定》和《深圳市技术分红暂行规定》，解决了无形资产入股环节的一些障碍，推动了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一轮高潮；

1995年，科技局推动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保护了一批民营科技企业的正常发展，这个条例也成为中国商业秘密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规；

1999年，为了解决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深圳创办高交会，把技术交易、产品展示、创业投资集成起来，颠覆了传统的技术市场模式，为深圳高科技产业资源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工作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作用绝不是一两个技术突破能够比拟。

制度创新驱动技术创新，是深圳贡献给中国科技产业的重要经验。

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创新

深圳建市之初的现实是离北京远、离香港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北大、清华、中科院的支撑，深圳在科技领域难有作为。

但经济特区的地位让深圳的企业最先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开展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的企业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机会。

一是在国际交流中学到了组织管理创新的知识。在缺乏源头技术供给的现实环境中搞创新，学习组织管理创新的知识比学习技术本身重要，我在深圳的27年中，那些炫技的公司都死在了半道上。

华为今天的核心技术是重视组织管理创新的结果，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研发指标。华为和中兴的差距主要也不是技术方面，华为基本法、借助IBM完成的流程再造，这些东西使得二者拉开了距离。

二是深圳技术公司深度地融入了国际产业生态，成为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一点非常关键，成为国际协同创新社区的一员意味着有机会分享全球最新的知识（包括市场、管理、技术、法律），从而在参与系统进化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一旦融入国际产业生态，中国公司超强的学习能力使得他们有很大概率后来居上。

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

美国硅谷通过斯坦福实验室引领的创新是全世界公认的最高境界，很长时间创新是美国人在定义，这个定义影响了中国数十年，直到今天依然被视为主流的创新模式（成果转化）。

但中国的科研系统与美国不是一回事，高度行政化的科研板块与市场化的企业联结存在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得转化变成了一件极为低效率的事情。

深圳因为没有传统的科研系统存在，创新被作为经济活动安排在企业中进行，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市场驱动、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

华为、中兴最初都是从代理开始，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了解到它的性能、市场机会，然后尝试自己做制造，为把产品做得更好一点开始做一些研发，能力不够时通过产学研合作来实现这些技术，逐步形成自己的研发体系。

深圳的技术公司都是从产业链的低端慢慢爬上来成为国际一流公司，很少有通过某一项技术一夜暴富的案例。

2005年深圳科技局做过一项调研，深圳科技公司97%都是通过需求导向模式开展创新，极少有成果转化的方式。

这意味着一个事实：中国一线技术公司的进化，跟科研系统年复一年的“科技突破”关系不大，这种现象我们在其他城市也能够看到。

现阶段，中美冲突令深圳经验更具意义。在美国试图强力阻断中美科技连结的背景下，中国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发展产业核心技术，成为中国科技经济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希望深圳经验能够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本文节选自《招商引资内参》；作者为深圳市科技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