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序言——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

继 2007 年欧洲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爆发之后，全球经济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挫折。自美联储效仿日本央行10年前的做法并把美元利率降至零后，已经过去将近6年了，然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工业产量最近才恢复到 2008 年的水平。 

在欧洲，尽管欧洲中央银行把欧元利率降至零，但失业率仍持续保持在欧元时代12%的高位。工业产出更是惨淡：尽管德国工业产出已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但是法国和西班牙只有1994年的水平，而意大利已跌至 1987 年的水平。英国的工业产出也不比1992年的高。在地理上远离西方经济泡沫的日本自从“安倍经济学”实施后，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工业产出停滞在2003年的水平。有些人把这种情况称为“长期性经济停滞”。

面对如此困难的经济，国家政策讨论却一直严重缺乏共识。即使在经济泡沫破裂近7年之后的今天，就此展开的辩论仍一如既往地杂乱无章。在美国，两大政党仍然为财政赤字和债务上限争论不休。在欧洲，财政整顿被认为对经济和市场的复苏至关重要，然而复苏的乏力削弱了人们的期待，也有些观察人士对社会的动荡以及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发出警告。

全国范围辩论的主要特点是，货币政策缺乏共识。有些争论倾向于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紧缩的压力，而有些人则坚持认为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会造成新一轮的金融失衡，甚至更糟。有些人称需要做更深入的结构改革，而另一些人认为现在不是好时机，因为改革可能会推高已经很高的失业率。在评级机构的问题上，有些人认为这些机构需要在制度上进行鞭策，因为它们不仅给次级债券发放可疑的评级，还加剧了主权债务危机，而有些人坚持认为重罚或抨击这些机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些观点都各有道理。但是专业意见的分歧巨大，这让即便是最有能力的政治领导人也很难做决定。很多国家的媒体坚持认为当前的混乱局面以及经济衰退都是由于缺乏领导力，然而，每个国家提出的政治处方也是五花八门。那些所谓的专家眼里的巨大差异说明，我们遭受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有经济学危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没能预见危机发生，经济学专业本身在试图回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陷入了混乱状态。

幸运的是，西方国家有一个优势：所有的这些问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刺激、评级机构、银行问题以及结构改革，十几年前在日本就已经进行过讨论。那时候在日本辩论的激烈程度并不比现在在西方展开的逊色。但是最终那些在日本经历过辩论的人认识到后泡沫期经济不景气并不是普通的经济衰退，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这也被传统的经济理论所忽略。

它被忽略是因为传统理论从来不认为经济衰退是由一直缩减债务而不是增长利润的私营部门引起的。但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这些私营部门如今正缩减债务或者增加储蓄，尽管是零利率。这种行为与传统理论完全不同。私营部门正减少债务是因为泡沫时期产生的负债还保留着，而泡沫经济爆发后，那些靠借贷购买的资产大幅缩减，导致资产负债表“深入水下”。人人都在存钱或者偿还债务，没人借款，即使是零利率。经济因此开始萎缩。

这种衰退并不新鲜，在过去就发生过好几次，最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大萧条”，但正统的经济学没有给那些因为私营部门选择减少债务而引发的这种经济衰退命名，我称之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过去的两年，这个术语终于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因为有太多的经济现象是正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而资产负债表理论却可以。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不认同西方正面临着日本十几年前经历的类似的经济衰退。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决策者担心他们的经济也将像日本一样经历“消失的十年”；另一个原因是自负，他们相信自己绝不会犯和日本同样的错误。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忠实地重复日本的政策失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试从经验中学习。

第一个原因源于恐惧。但泡沫经济崩溃后近7年，没有迹象表明西方国家的经济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欧洲的形势依然严峻。即使是美国，它选择了更大胆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按照传统经济学保持零利率超过6年，但这依然是隔靴搔痒。随着美联储承诺在接下来几年利率将维持在极低水平，它事实上承认了至少需要很长的时间美国经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这种状况和十几年前相比是天壤之别，美联储高级官员定期批评日本央行在缓解危机上不够积极，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央行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那么日本经济会很快复苏。

西方官员都坚信他们绝对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部分程度上归结于那些在日本能力不足的外国记者，这些记者是海外主要错误观点的制造者。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大到成为全球的焦点时，总是不缺聪明、有洞察力的外国记者。但是很少有记者愿意去经济疲弱的国家，他们认为在那里学不到东西。

20世纪80年代末，当日本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时，外国记者的素质是很高的，他们对日本的了解是如此透彻，每次看他们的采访内容，我都能学习到很多。一旦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势头，这些人就离开日本，转而去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东南亚和中国。他们的职位替代者的唯一任务似乎是找出日本经济暴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多人只是想在东京的外国金融机构里分一杯羹。许多这种公司只是在日本购买廉价的资产，任何阻止它们逢低买盘的就会被贴上“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标签，包括结构改革和不良贷款处置。即使是政府财政刺激政策也被赋予了一个坏名声，因为它努力不让经济崩溃并防止贱卖资产。

据说，如果一个故事重复的次数够多，人们就会信以为真，那些不在日本、不能亲眼看到日本其实正在遭受资产负债表问题而不是结构性问题的人，最终只能相信日本的衰退仅仅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实施结构改革而导致政策决策错误。

这种心态使西方决策者难以接受日本高级官员以及本人在雷曼兄弟破产和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提出的警示和政策建议。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与未知的经济学的斗争及其全球影响》（Balance Sheet Recession——Japan’s Struggle with Uncharted Economics 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s）一书中我提出过警示，美国若依赖房地产的泡沫经济，那么最终可能会陷入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在雷曼兄弟破产约6个月前，时任日本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建议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立即把资金注入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不幸的是，这两个意见都没有被采纳。如果美国当局听取我的警告并采用额贺福志郎先生的提议，那么资产负债表衰退引发的房地产泡沫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就会大幅度降低。

在同一本书中我还警示过，当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时，欧洲可能会遭受比日本和美国更严重的重创，因为当时欧洲政府的双手被《欧洲联盟条约》束缚而无能为力，这给产生这种衰退的可能性不留任何缓冲。不幸的是，这个预言也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更糟的是，很多欧洲官员把资产负债表问题误诊为结构性问题，这让德国在 IT（信息技术）泡沫破裂后，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爆发后，经济衰退被延长。

在本书中，我将首先讨论过去的日本和当下的欧洲的相似之处。之后我将陈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本机制，主要阐述理论部分，然后再回到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本书也会涉及量化宽松政策（QE），这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及事后采取的有问题的政策的副产品，也称为量化宽松政策陷阱。

据说收集垃圾没有民主党或共和党方式之分，治疗疾病也是如此。一旦疾病被正确诊断并得到治疗，那么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主要特征——社会和政治极端化——将会消退。举个例子，只要一个病人被诊断为肺炎，这种病在全球任何地方的治疗基本是一样的。

尽管可能需要很多年公众才能完全认识到这种经济弊病，但令人为之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开始认同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概念。我希望能让读者对今天西方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并在了解日本过去20年的经验后能更清楚如何脱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