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增长悖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演变

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作为各自时代的经济霸主，都曾被视为自由贸易的代表。然而，深入研究其历史，“自由贸易”的外表下隐藏着复杂的保护主义的政策实践，这种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关税—增长悖论”的历史性体现。这一悖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还为我们理解当代全球经济格局提供了重要视角。

英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但这一转变是建立在其已经获得工业优势的基础之上。在此之前，英国同样采取了严格的保护主义政策，如1651年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吉利共和国议会通过的第一个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 《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 ）等，目的都是培育和发展本国工业。只有在确保了自身工业优势之后，英国才开始推广自由贸易理念，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踢走梯子”的策略。这种策略反映了强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贸易政策的灵活运用，也暴露了自由贸易理念在实践中的选择性应用。

美国的情况更为明显。从建国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一直以贸易保护主义构筑自身长期发展的坚实堡垒。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美国体系”，通过高关税策略保护本国产业，为美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这一政策在南北战争后得到进一步强化。1875年，美国工业品关税率高达40％，远超同期欧洲国家。这种高关税政策不仅反映了美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也体现了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崛起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并未阻碍其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相反，它保护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使资本密集型产业受益于规模经济，增强了自身竞争力。这一现象为“关税—增长悖论”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佐证。它挑战了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传统观点，表明在特定条件下，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促进而非阻碍经济发展。

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1862年的《宅地法》、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一个全面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既保护本国产业，又维护国内市场竞争，展现了保护主义与市场竞争在国内形成的微妙平衡。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有效的经济政策不仅仅关乎贸易是开放还是封闭，而且需要一套综合的、多方面的策略。

进入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开始推崇自由贸易。然而，当其优势受到挑战时，保护主义倾向便会再次显现。19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198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反倾销调查、301条款调查等。这些措施帮助美国半导体产业重获优势，但也充分显示了美国在面临挑战时的保护主义倾向。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即使是最倡导自由贸易的国家，在面对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21 世纪的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战略，都体现了保护主义思想。这种现代保护主义政策与19世纪的高关税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通过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产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这可以被视为“关税—增长悖论”的现代演绎。

然而，与19世纪相比，当今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更高，供应链更加复杂。在这种背景下，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例如，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限制不仅影响了中国企业，也对美国的科技公司和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显著影响。

这种复杂的影响网络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单边的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克里斯·米勒在《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一书中指出，美国政府在半导体领域的干预不仅是简单的贸易保护，更是一种复杂的技术竞争策略。这种策略旨在维持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反映了保护主义在现代全球贸易中的持续影响。

总的来说，英美两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关税—增长悖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存在。这种现象挑战了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传统观点，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保护主义政策可能被视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技术优势的必要手段。然而，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如何平衡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不损害全球经济秩序，成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关税—增长悖论”的现代诠释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反思。经济政策的制定不能简单地遵循教条，而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进行灵活调整。

（节选自《战争与财政》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