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的回顾 辩证的思考 珍贵的史料 —读邵宁《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研读邵宁先生的新著《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恍若打开一部镌刻着时代温度的编年史，这部著作以四十年国企改革实践为经纬，以经济学家的理性思考与改革者的实践智慧为双翼，编织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国企改革全景图。邵宁先生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党委副书记、副主任，既是国企改革战略顶层设计团队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又是重要节点工作推进及重大危机处置的操盘手，他的新著以“政策制定者+改革亲历者”的双重叙事视角，全景式还原了中国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这一历史进程，这些史料为理解国企改革“试点—完善—立法”的独特路径提供了原始密码。本书作者以其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实践洞察，将改革逻辑的“所以然”娓娓道来，既是一部改革史，同时是一部方法论指南。

全书分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简要回顾”和“事件回顾与问题探讨”两大部分。邵宁先生在书中把始于197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启步阶段”“攻坚阶段”“国资委成立后”及“前景展望”四个阶段，对国企的改革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剖析和详尽解读。

启步阶段：制度破冰与路径探索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最复杂、最艰巨的系统工程。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支柱，国有企业承载着特殊的社会职能、制度惯性与历史包袱——从“企业办社会”的无奈承担到职工“终身制”的身份固化，从行政指令主导的经营模式到政企不分的治理结构，这些特征使得国企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的转轨，更是一场涉及亿万民众利益的制度重构与保障社会稳定的深刻变革。

在“放权让利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一节中，邵宁先生概括了从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国营工业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到首钢的承包制试点和全面推行，这一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形式是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他分析指出，虽然国企改革启步阶段，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破冰探索或存在承包指标很难做到科学公正、企业的经营行为期限化、承包合同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等局限性，但是这种探索性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为之后改革的大规模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其积极意义在于实现了企业从计划导向转向市场导向，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短期内也有利于保障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在“国有困难企业破产的尝试”一节中，邵宁先生详细分析了破产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行的做法在中国却各方面都刻意回避的原因，记叙和分析了1986年我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的公布、新中国第一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破产、18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实施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有关地区刮起的以逃废银行债务为主的破产风、1997年《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实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在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出台的详细过程等等。其中既有国家政策文件出台过程中对职工安置费用及途径的用心考虑，又有深入调查研究，不断试点、总结改进的艰难探索。邵宁先生总结道，“此项工作打通了国有困难企业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的通道，成功引流困难企业积累多年形成巨大而危险的社会稳定‘堰塞湖’，避免了一场国家和社会难以承受的次生灾害。”

与此同时，邵宁先生也不回避改革的不成功实践。如以1991年徐州市“破三铁转机制”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内部改革，虽然社会反响很大, 但是持续时间很短。邵宁先生分析认为不成功的原因在于这是一项利益冲突尖锐、非常“伤人”的改革，推进这项改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外部条件没有建立，国有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没有转换。

攻坚阶段：壮士断腕与制度重构

三年改革脱困的过程在邵宁先生笔下呈现出悲壮与理性交织的复杂图景。

书中大量数据显示1997年前后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38.22%，亏损额数以千亿计。但这一时期也恰逢国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切断了国企的“输血”通道，倒逼企业直面市场竞争。在此情况下，国家提出的三年脱困“只能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国企改革，通过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纺织压锭”、重点煤矿有色金属等行业中央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债转股”、“技改贴息”等专项，通过成立国有企业脱困办公室，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了困境。正如本书的书名“艰难的变革”，改革的过程非常痛苦、很多人做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尽管对改革过程中是否有国有资产流失存疑、管理层收购等改革形式或存在重大隐患，但是“这项改革将系统内大量历史的、现实的问题靠着有限的国有净资产‘原汤化原食’的消化掉了，这样的投入产出比是很高的”。

书中总结归纳1998—2000年的三年间，全国纺织行业累计压锭906万锭，分流安置纺织职工116万人；中央政府共发行了3600亿长期建设国债用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内需；580户国有工业企业实施“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

正如邵宁先生在书中总结的那样：“在改革的大局上‘目标导向’，在改革的操作上‘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向最终的目标趋近，是这一阶段的改革方法论。”

国资委成立：监管定型与效能提升

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政资分开”实质性落地。作者在担任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主管国企改革的十几年中，主持了该时期中央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优化产业布局；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公众公司改革，引入多元治理与外部监管；推进中央企业的董事会试点；规范地方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减轻企业负担；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强企业管理，推进企业内部业绩考核与薪酬激励；对标国际管理等。书中较为详细地解析了上述各重大事项的背景、政策措施、机理与效果。

例如中央企业的董事会试点，针对传统国企领导体制下集体决策导致权责虚置等方面的痼疾，彼时的国资委推动了以外部董事占多数、国资委考核加监事会监督履职约束、党委前置讨论加董事会决策等为特征的中央企业的董事会试点工作。发布了内容包含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的《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事会规范运作暂行办法》（国资发改革〔2009〕45号)和包括外部董事的选任办法、外部董事的履职要求、职工董事的管理办法、董事报酬及待遇管理、对董事会和董事的评价办法等在内的配套单项政策文件。针对董事会试点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双层董事会”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宝钢模式”（集团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对于其钢铁主业范围内的事项有决定权）、“神华模式”（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董事5/9交叉，集团公司董事会负责集团的整体发展，上市公司董事会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负责）、“中铁模式”（集团99%的资产投入股份公司，集团董事会虚化，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全部授权给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国资委选派的外部董事以独立董事的身份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三种模式，供试点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选择，核心要求是厘清职责边界、避免同一事项由不同的决策主体负责。上述过程中无不显示出“主动求变”“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辩证统一。

经过2003年国资委成立至今20多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实现了从“生存突围”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跨越。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上升至84.7万亿，利润总额4.35万亿，中央层面还划转了国资1.68万亿元充实社保基金。

未来启示：历史逻辑的延伸投射

邵宁先生在书中还用了较大篇幅对国企改革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转轨时期的结构性矛盾”“管人、管事、管资产一体化问题” “重建集中统一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深度解构；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问题”“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 等热点争议问题给予了理性回应；对“世行报告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之争”“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与探讨，其中无不彰显作者的研究品格——既胸怀“国之大者”，又脚踩实践热土。

例如关于“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邵宁先生剖析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在国有企业困难的时期，政府的付出要大于取得，这是解决大量群体性事件积累下来的经验，也是国家为化解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应尽的责任；在国有企业经营状态好转后，政府的取得要大于付出。因为经过几轮的政府职能转变后，政府手中所谓的“商业机会”已相对有限。至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好于民营企业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有企业受到严格的监管，经营手段相对规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营的合规性和财务的透明度相对较高，金融机构向国有企业放款安全性较高。

2012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简称《研究报告》）在彼时的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些观点带来的争议影响也很深远。对此，邵宁先生以专门的章节在本书中一一作了分析和回应。邵宁先生认为世行的《研究报告》具有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分析和预测，给我们认识自身的发展提供一面镜子和一个立足于国际比较的全新视角，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制定的参考价值很大，但是该《研究报告》缺乏对中国国企改革特殊性（如历史负担剥离、政企关系重构、功能定位分化等）的实证考察，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邵宁的分析揭示国企改革的核心并非所有权更迭，而是通过治理现代化重塑市场主体能力；当前改革已超越“进退之争”，进入以竞争力培育与国家战略功能优化为目标的深水区，这要求构建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新型国企体制。

综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邵宁先生的《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以“过来人”的清醒与“局内人”的坦诚、操盘手的犀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回望来路、审视当下、眺望未来的思想之窗，不仅为过往四十年国企改革的峥嵘岁月树碑立传，更为新时代深化改革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锐度的行动指南。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改革不是历史陈列馆里的标本，而是永远流动的江河。”

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的历史节点回望，这部著作的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学术范畴。它是改革者的启示录，是实践者的工具书，更是后来者的教科书。书中那些镌刻着时代印记的改革叙事，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方法论创新，那些饱含忧患意识的未来警示，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国企改革理论的高地。这部以思想为墨、以实践为纸写就的变革史诗，必将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征程中，持续焕发真理的光芒。

（本文作者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高级研究员）